浏阳网3月8日讯（浏阳日报记者 欧阳勋）

    3月7日晚上8时，匆忙洗刷碗筷，料理婆婆洗完澡，王玉霞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照例给丈夫发短信问平安——“在外下井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丈夫的回复言简意赅却满怀关爱和感激：我挺好，你辛苦了，明天是妇女节，祝你节日快乐！王玉霞心头一热，忍不住泪湿眼眶。

    潘文将“王玉霞们”定义为“留守村妇”。

    潘文是浏阳市进修学校教师，另一个身份则是长沙市政协委员。在今年的长沙市“两会”上，潘文的《高度重视留守村妇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案，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留守村妇的群体正在悄然扩大。一方面她们担负了更多更繁重的家务农务，另一方面，她们普遍精神空虚情感孤独”，潘文呼吁“要建立新型的农村妇女组织，社会要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

    三八妇女节前夕，本报记者走访了浏阳多个乡镇村组，“留守村妇”的故事和由此生发的思虑，显得异常沉重。

多重角色

妈妈、爸爸，儿媳，儿子

    王玉霞，45岁。龙伏镇黄桥村白金片的一位普通母亲和儿媳：10多岁女儿在上学，80岁多病的婆婆离不开她的日夜伺候。当然，她还是一位妻子，只是夫妻俩一年也难得团聚几次——她的丈夫常年在外打井。

    低保户，房子还是土坯房，王玉霞又天生身材矮小，留守持家的日子格外艰辛。

    王玉霞一天的操劳从鸡鸣开始：6点左右起床打扫庭院房间，做饭，服侍婆婆起床吃饭，将婆婆的中午饭备好，步行半小时赶到村上电子厂；上午8点到下午5点多上班，午饭就在厂里吃；下午6点回家做饭，料理家务，照顾婆婆……

    王玉霞在厂里干一月赚五六百元。王玉霞最大的宽慰是，女儿总算长大了，上学，寄宿了。因为“她小的时候我因为要多照顾她，常常耽误了上班，要被厂里扣钱。”

    并非她眼里只有钱——既当妈又当爹，从没缺席、迟到过学校的家长会，尽管她个子矮小不会骑单车，步行往返学校要走几十里山路；既当儿媳又当儿子，不是她做的饭菜，婆婆情愿饿肚子，生病了，王玉霞端汤送药，几次深夜摔倒在到村上请医生的路上。

    王玉霞的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务工者。“家务农务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包了，农闲时还要去厂里做事挣钱补家用，这些年真是辛苦她了！”近时人在长沙，远时打井打到外省，“也没个固定的工作地点和时间，想回家帮一把也走不开呀！”

多重挑战

精神空虚，安全感缺失

    身体“透支”是一方面，精神空虚和安全感缺失，同样是“留守村妇”必须直面的困境和现实。

    在白金片，每5个家庭就有一位“留守村妇”，黄桥村的“王玉霞”不下百人。而在并无外出打工传统的溪江乡长溪村（本地和周边花炮企业可消化绝大部分劳动力），丈夫在外省的“留守村妇”也有四五十人之多。“老人大多有病，孩子又太小要照顾，所以只好选择和丈夫分离，留守家乡。”长溪村村主任李文提说。

    “留守村妇”大多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精神娱乐空间。

    “年龄多在30到45岁间，文化程度不高，做完繁重的家务、农务，几乎没有什么精力寻求文化精神上的放松和享受。”何晴任黄桥村妇女主任3年间，走访了各个村民小组的“典型”留守妇女。在她看来，就算是家境好的，闲暇时也只能打打牌、串串门、看看电视。

    “碰到婆媳邻里关系处理不好时，倾诉的对象也难找，精神孤独可见一斑。”去年5月，黄桥村一位留守妇女在和挑剔的婆婆大吵一架后端起了农药瓶，幸好抢救及时才化险为夷。

    不单是缺少娱乐，“留守村妇”缺少的还有安全感。

    去年8月，西区一乡镇派出所共接处了4起妇女遭性骚扰的投诉，无独有偶，这四位妇女均为“留守”女性。在一些乡镇，每年因骚扰、侵犯留守妇女引发的血案、纠纷并非孤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镇派出所民警的分析是，在远离集镇的村组、山冲，处于弱势的“留守妇女”极易受到异性侵犯，而一些妇女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或是怕在外的丈夫知晓工作分心，而选择了被动的逃避，甚至违心的迁就，酿成悲剧。

    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知这样一组数字：浏阳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约10万人，这其中有三成以上为独自“闯四方”的已婚男子，这意味着，浏阳的“留守村妇”，不下3万人。

困局破解

建立新型农村妇女合作组织

    “建立新型农村妇女合作组织迫在眉睫。”这是潘文提案的基本要义。

    潘文表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集中，使许多村庄成为“空壳村”，农村生产生活靠的是“386199部队（指妇女、儿童、老人）”，特别是留守村妇成为农村一个特殊群体。

    潘文的提案，除了对“留守村妇”成因、群体现状予以分析关注外，还开出了多个药方，力图破解这一“在诸多方面影响农村的稳定与发展”的“留守困局”。

    潘文呼吁各级各部门应高度重视留守村妇问题，“把关注留守村妇群体作为农村工作的一个重点”。因为，留守村妇正日益成为农业生产和发展农村地方特色产业的主力军；影响着农村教育的发展。

    “给予人文关怀，制定切实可行的扶助政策和措施，只有社会给她们以足够的人文关爱，只有以制度形式保障这个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才能真正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才能真正全面实现社会的和谐。”这是潘文提案的核心内容之一。

    以提升家庭文明程度为主线，促进乡风文明。充分发挥广大留守村妇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作用，鼓励、引导和推动广大留守村妇积极参与各种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各级妇女组织应坚持从女性的特点出发，以“家为立足点，把“女性素质工程”和文明家庭创建工程与公民道德建设结合起来，使传统活动抓出新意。

    而建立新型农村妇女合作组织，是解决“留守村妇”困局最为有效的途径。潘文建议，在政府的支持和妇联的帮助下，组织包括留守村妇在内的农村妇女，根据自身生产经营实际，以生活上互助、文化娱乐分享、情感诉讼为主要内容，在自愿组合的前提下，建立联合协作、互利互惠、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妇女合作组织。

    而如何切实解决“留守村妇”在生活、生产以及家庭、社会中遇到的难题，让她们安心留守，快乐留守，值得整个社会去思考、去行动，让“幸福指数”亲近每一个群体，每一位公民。

■新闻快评

“留守村妇”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

    关于“留守村妇”的种种烦恼，并不单单局限于浏阳。

    从全国范围来看，这种社会新问题已经日渐凸显了其严峻性：在中国特色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造就了超过5000万的留守妇女。而通过网络检索，搜索到的有关“留守村妇”的报道，零零星星散见于各个角落。

    与此形成呼应之势的则是：从来没有放松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关注的经济学家们，却对这群身居幸福对岸的女性表现出耐久的漠视；社会学家在描摹新农村图景的时刻，却残忍地容忍“哀莫哀兮”的家庭“生别离”。

    于是，这使得涉及这类题材的新闻媒体从业者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必须用最小的时间成本来复原这种生存状态，进入传播通道，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

    根据有关的数据，5000万个留守妇女意味着半个亿家庭的不团聚，算的保守些，中国每8个家庭中，就有一个是分离的，而且几乎全部集中在广阔的农村，所以，我们“要做的活”还很多——这是职业的良知使然，这样至少可以给社会学研究提供理想的分析素材。

    对妇女的尊重是社会和谐的指标之一，更是新农村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而如何推进这方面的和谐，有赖于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参考性的建议，然后引起大众的关注，正如长沙市政协委员潘文所作的那样。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在我们向撑起“半边天”的妇女们表示节日祝贺的时候，也期望更多的人来关注“留守村妇”这个特殊的群体。

来源：浏阳网|

编辑：戴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