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生长在城市的年轻外交官们刚到大瑶就出了洋相，他们在做农活摘油茶果时，专挑红色的摘，把青色的都当作未成熟的留在树上——这让村民们哭笑不得。

这是发生在1965年10月份的一幕。当年，包括陈宝鎏在内的205名年轻外交官，被中央下派到浏阳大瑶参加“四清运动”，要在当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其中包括开办扫盲班、田间地头教唱红歌——这让村民们颇感新奇。

9个月后，就在1966年7月，年轻的客人们悉数离开浏阳大瑶，带着已经被同化的吃辣口味回到北京；而此时，照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大瑶村民，却在田间地头多了几曲此前从未有过的旋律：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旋律悠长，极富浏阳乡土腔调。

农民扫盲班

一到大瑶公社齐心大队（现：汇丰社区四星小区），陈宝鎏（中国驻新加坡前大使）马上发现了一个问题：好多村民不识字。

“当时只有她（陈宝鎏）住在我们家，但因为我母亲的饭菜做得好吃，常常吸引其他外交官来家里蹭饭吃。”黄华昌说，见到这情形，陈宝鎏就在家里开了一个“农民扫盲班”。

黄华昌当年16岁，由于家里穷，上了三年学就被迫辍学了。听说要开扫盲班，他举双手报名，成了扫盲班里的第一名学员，“教识字的都是年轻的外交官，有陈宝鎏，还有戴秉国。”

扫盲班的地点就设在陈宝鎏的住房里。黄华昌清晰记得：农忙时节，天渐渐暗下去，从田地里忙碌了一天的村民们摸黑到黄华昌家里听课。不到20平米的小房间里，一盏煤油灯下，只摆了一张小床，学员们就各自搬张小板凳坐在床边听课。

房间里没有黑板，村民有不会写的字，“老师”便只能反复在纸上写，直到学会为止。而除了识字之外，外交官们还会教村民社会主义理论知识，教村民要团结邻里、互帮互助。“我就是在扫盲班里学的文化。”黄华昌说。1978年，因为思想进步，黄华昌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转任村支部书记，直到1998年退下来。

当然，单纯教中文，显然不能体现外交官的特色。据原大瑶镇党委副书记李才义说，当时黄振来浏（外交官）住在他家，放假时见黄振经常练习英语，他也跟在后面学一些，然后也跟着“叽哩咕噜”说上几句。

田间红歌会

如果说前来学识字的还是“小众”，那么学唱红歌的便是“大众”了。只不过学唱的地点，已经从20平米的小房间，延伸到了广袤的田间地头。

据李才义回忆，在年轻的外交官来之前，村民的生活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但是在年轻的外交官来了之后，村庄里总是飘荡着各种旋律。

“其中，陈宝鎏唱歌就非常好听，声音特甜。”于是，在村民的提议下，陈宝鎏便抽空教村民唱歌。首先，唱歌地点定在生产队保管室（放农具的地方），近40个平方大的地方挤满了人，保管室挤不下了，就站在保管室的外面一起学唱。

一首歌教完，村民意犹未尽，还围着陈宝鎏，跟着她到住的地方去，希望再学一首。至此以后，在田间地头都能听见村民在唱学到的歌曲。有歌唱，村民们做事都满是活力。

“我到现在还记得学的几首歌，如《南泥湾》、《谁不说俺家乡好》。”据李才义回忆，自从外交官们教他们唱红歌后，红歌在村里一传十、十传百，虽然音不准，但村民都会跟着哼唱。而有些村民甚至因受到外交官们的启发，自己去琢磨，唱出了新的曲调。

当然，田间地头的农活绝非唱歌那么轻松快活的。“他们和我们一起做农活，其实是非常辛苦的。”黄华昌说，4月份种早稻时，生产队的耕牛不够，为了不误农时，很多外交官便把大麻绳套在自己的肩上，一起用力向前拉，一天下来，累得动弹不得。不过即使如此，年轻外交官们口中依然能飘出各种旋律，这给村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回忆。

黄振（来浏外交官）1965年来浏阳，浏阳河水清澈见底，我们在浏阳河游泳，我还喝了一口水，当时我就想，浏阳我肯定要回来的。

戴秉国（来浏外交官）六十年代，我曾有幸在浏阳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浏阳的人、浏阳的事、浏阳的一草一木始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

李才义（原大瑶镇党委副书记）1966年，外交官们离开大瑶时，许多村民都很舍不得，尽情挽留，都想，如果他们能留下来该多好啊，可以教唱更多的歌，教我们更多的知识。

名词解释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旧时
只能在记忆中找寻的枫林铺

枫林铺，这个此前在大瑶镇小有名气的地方，现在只能在记忆中找寻了。

沿着三元村村部旁边的巷子走，就可以到达记忆中枫林铺的街道。街道很窄，最宽处只有4米，街道两旁密密麻麻挤满了房子，有的房子还保留着土砖结构。

街道不直，弯弯曲曲，看不到尽头。街道冷清，大多紧闭着大门，在仅有的敞开大门的几栋房子里，一家理发店很引人注目。理发师是位近八旬的老人，名叫黎守松。

黎守松从1947年开始在枫林铺剃头，当年他才14岁。“这里以前是豆腐店、这里是饭店……”黎守松走在枫林铺的街道上，把繁荣时期的店铺一一指出。黎守松说：“打我记事起，这里就叫枫林铺了，那时这里很繁荣。”

那么，枫林铺究竟是怎样来的？章子簧是一位退休老教师，已经年过九旬。章子簧说，他的家族已经在枫林铺居住了三百多年，关于枫林铺的故事，祖祖辈辈也是流传下来的。

章子簧家的族谱记载，明末崇祯年间，江西省金溪县儒商章美谋求发展，长途跋涉来到浏南枫林，看到东边一河绿水、西边满山红枫、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于是在这里落户。到清朝，随着其他姓氏的迁入，人口增加，附近有一片枫树林，于是取名为枫林。

章子簧说，枫林地区是花炮和夏布的生产基地，又是湘赣浏醴的必经之地，路过的商人经常要在这里休息，所以这条街道各种各样的生意都有，光饭店就有几十家，枫林铺也就因此得名。而在明洪武元年，浏阳县设置急递铺，传递官府文书。一路从总铺出发南行，设聂桥、枫林、灌江南路三铺，与醴陵东路相接。

据章子簧回忆，他小的时候，街道上的店铺到了夜晚都会掌灯营业到晚上12点。而每到夏天，商户们都用夏布搭棚子遮阳，由于店铺多，街道又窄，街道就像被一块大布笼罩着，大布的下面则充斥着商贩的叫卖声。

时过境迁，随着周边宽阔公路一条一条的建成，枫林铺这个曾经的必经之地也逐渐被取代。这条曾经繁荣的老街，也变得冷清。村民说，每年农历2月15日这里仍然会有一次赶集，但规模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民间
大瑶有群“阙”姓人

赵钱孙李的姓氏见得不少，姓阙的倒见得不多。不过，在大瑶就有一小部分姓阙的人。关于其来历，阙氏族长阙伦贵给我们做了一番详细的介绍。

阙伦贵说，他们的家族最早在山东一带。在鲁襄公后期，弁公才到达鲁国曲阜县昌平阙里（今山东曲阜孔庙东侧阙里街），阙氏是以弁公为一世。弁公到达阙里的时间约在公元前550年。公元前549年，孔母携孔子(当时三岁)也到阙里定居，与阙族为邻。阙氏各地宗谱均认定阙弁为阙氏的始祖，从中可看出阙是以地名为姓。

据阙伦贵手中的族谱记载，后汉时期，祖先翌公在湖广荆州任刺史，育有两子，住在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乡大坝墩，数年后遭遇了洪水灾害。大儿子迁移到湖广常德府桃园县，小儿子福建汀州府永定大平里。

顺治九年，因家人遭盗寇抢夺，全家四处逃亡，友德公听说福建梅州柴桑田园抛荒而定居于此地。道光十九年，阙氏家族由广东梅州迁于浏阳大瑶。然后以大瑶为中心向浏阳各个乡镇扩散。浏阳“阙”姓共有一千多人，大瑶有三百八十人左右。

来源：浏阳网|

编辑：戴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