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榕

近年来，正悄然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在公民意识日益觉醒的社会里，更多的民众从家里走出来，在网络里睁大眼睛，对一些社会事件进行“围观”。

最近，湖南徐韬、广东江中咏等80后官员悄无声息地迅速冒头，在遭遇民众围观质疑后又被快速拿下。虽然不能因为是官二代，就以仇官心态群起而攻之，把真正的人才扼杀在摇篮之中，但在现行官员提拔机制下，谁都知道每一道门坎仅靠个人的力量是极难逾越的。

不患年轻者当官，患选拔不透明、不公正，也正是对竞争机会不均及暧昧不明的官员提拔方式让民众满腹愤懑。徐韬、江中咏等80后官员的悄然迅速冒头，固然离不开他们个人的努力，但在一个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潜规则盛行的现行体制下，威权打压、事后纠正都改变不了民众对此类事件的腹诽心谤。

年轻只是舆论引爆点，民众质疑的是干部选拔过程。考察任命程序是否违反回避规定，程序是否公平公正？民主集中绝不能异化成领导意志、官管干部。干部选用，不能“官二代”优于“民二代”。民众对于年轻干部提拔的“公正性焦虑”背后是没有一套干部任用的公开透明从而让人信服的规则。从“火箭提拔”被曝光的人的官方回应来看，很多回应者自称“很优秀”，但是从其公开所做的事情上，又看不到特别优秀的痕迹。

阶层不固化、利益不恒久为吏治昌明之根基，推动官员提拔机制更加透明化、公开化是当务之急。倘若没有一个透明、公开、公正的官员提拔机制，民众宣泄再多的不满，仍然无法有效纠正、抑或杜绝此类事件的屡次发生。只有完善并真正落实制度性的监督或民众参与机制，民众围观的力量才能彻底展现。

但社会变迁本来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民意的落实不可能一步到位。民众对社会人才流动，特别是向上流动的焦灼与怅惘就显得异常无力。我们不禁要问：围观的民意究竟要强到什么程度才是有意义的，又要弱到什么底线才不致于沦为阿Q式的自嘲？公允而论，在缺乏共识、规则和底线的社会背景下，“围观”的负效应与其正面效用一样显著。若民众要以“围观”方式发挥更多的净化等正向效用，就要努力确保促进、匡扶政治上社会公平正义的导向，并培育你、我、他在内的公民意识，包括权利观念、责任观念。即使民众的围观还不足以改变现实，但是围观本身表现了一种力量，一种让施政者慎重的力量。
 

编辑：戴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