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榕

为遏制在紧急情况下救助他人反遭诬陷的不良风气，《深圳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经市人大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实施。该规定无疑在试图消解公众对实施救助行为的后顾之忧。

平心而论，道德问题，是一个巨大而繁复的命题，远远不能一言以蔽之。现实之中，似乎充斥着种种非道德或反道德的新闻！从彭宇案到李凯强案，再到“小悦悦”事件，从救人前拍照自保防敲诈，到路人只围观不施救，近年来这方面的案例屡见不鲜。

我们似乎被这种不良风气笼罩，内心充满了深深的叹惋和绝望。于是，我们采取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律，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好心施救者免于被诬陷，使施救者敢于施救，敢于助人做好事。

这无疑会释放出挺好人、做好人的社会正能量。问题是，以法律形式保护施救者权益，就能净化社会不良风气吗？就能恢复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吗？如若不能恢复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法律法规再健全、再公正，也无法消解公众对实施救助行为的后顾之忧。

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信任已成了社会的大问题，人们丧失了基本的信任，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欺骗造假的气氛。倘若施救者的权益只能依赖立法设置来保障，依赖制度信任来扶持社会信任，以法纪制度的约束而产生和维持信任，那即便《深圳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被提到如《宪法》的高度，公众也不敢于当好人、做好事，因为人总是嫌麻烦，更不会自找麻烦。

只有人与人之间能恢复传统的人际关系，不用再以制度信任来规范社会信任，彭宇案、李凯强案、“小悦悦”事件才能不再发生。

编辑：戴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