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湘江战役的亲历者，106岁老船工支义青在讲述当年红军渡江的往事。记者欧阳稳江
 

　　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2019年4月1日，达浒镇金坑村的汤裕福一家驱车千里前往广西扫墓。其曾祖父易荡平（原名汤世积）曾是湘江战役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于1934年11月30日在觉山铺阻击战中壮烈牺牲。

 

　　在广西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碑园内，松柏环绕的烈士英名廊上，密密麻麻写满了20321位烈士的名字，他们全是湘江战役的牺牲者或失踪者，其中浏阳籍烈士有574位：团级以上干部烈士5位，团级以下干部战士烈士569位。

 

　　斯人已去，心中犹念。85年前，这些浏阳好男儿奋力杀敌，最终血染湘江。85年后，长眠于异乡的他们，其故事依旧令人荡气回肠。

 

　　浏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欧阳稳江广西报道

 

 

　　浏阳达浒至广西兴安，全程499公里，天还未亮，汤裕福一家六口便早早出发。自驾6个多小时，方才到达。顾不上旅途劳累，一家人直奔兴安县城的狮子山方向。

 

　　这里是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纪念碑园的所在。占地10万平方米的纪念园，主要由大型群雕、纪念碑、陈列馆、闽西革命烈士雕塑等建筑组成。园内树木郁郁苍苍，庄严肃穆。在这里，易荡平和数万名参加湘江战役的战友一起被深深铭记着。

 

　　敬献完花篮后，汤裕福一家人并未立即离开，而是转身走向了半山坡上的“英名长廊”。这，是他们一家人多年前往广西扫墓的重要行程之一。松柏掩映处，一块约3米高的石碑成S型延绵，长达60米的石碑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名字。

 

　　湘江战役团级以上干部烈士英名：易荡平，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沈述清，三军团四师第十团团长；孙发力，曾用名孙可夫，五军团十三师政治部主任；陈顺清，三军团副团长；程翠林，五军团三十四师政委。湘江战役团级以下干部烈士英名：谭显彬、候暑生、魏左生、欧代池、卜兴隆……

 

　　“我们还能来扫墓，他们的亲属后代又在哪？”面对着这面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英名廊，汤裕福的叔叔汤光球忍不住伸手抚摸石碑上的名字。这长串名单，让他感到既亲切又感伤——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籍贯：湖南浏阳。

 

　　“这是在湘江战役中牺牲或失踪的部分红军烈士名字，一共20321个名字。其中，刻录了574位浏阳籍英烈的名字，他们多来自于红三军团与红五军团。”自开园便在湘江战役纪念馆工作，馆长尹汤怀对英名长廊上所篆刻的名单颇为熟悉：“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曾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几万名年轻的生命就永远定格在突破湘江的路上。而他们中更多的人，没有留下名字。人们只知道他们叫红军。”

 

 

　　“从1934年11月27日到12月1日，战斗的硝烟一刻都没有消散过。激战的枪炮声、飞机的呼啸声、江涛的咆哮声以及人喊马嘶声，共同组成了湘江战役最为残酷的战争画面。中央红军由长征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此战之后，广西兴安民间流传着‘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纪念园内，石碑巍然耸立，群雕不语，讲解员赵佳丽语调沉缓。

 

　　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尹汤怀拿出了一本特别的花名册——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纪念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广西壮族自治区特意成立了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筹备处。在筹备的工作小组中，其中有一支特别的小组专门负责收集整理烈士名单。五六名工作人员共耗时两年才收集了这20321个英烈名字。“这一本收录的全部是浏阳英烈，于浏阳人而言有不一样的意义。因此，特意拿出来赠送给浏阳。”

 

　　A4纸大小，以防水的本色纸作封面，里面的册页因时间久远略略发黄。翻开封面，第一页印着几行大字——“湘江战役烈士英名录广西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筹备处收集整理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再往后，则是按照团级以上与团级以下收录而来的烈士英名录，包含了每个人所属部队、职务、姓名、年龄、入伍时间、籍贯、牺牲时间和地点等信息。

 

　　缓缓翻开手上的这本英烈名录，一共52页。除了前面几页的团级以上名单外，从第十页开始便全部都是浏阳籍的红军烈士名字。他们中的大多数仅有牺牲时间，而没有具体的阵亡地点。而从年龄看多为二三十岁的青壮年，最小的只有19岁。

 

　　“绝大多数的红军烈士都没有收集到名字，只能留下许多遗憾。”湘江战役的硝烟已经散去多年，当年中央红军将士血染的红土地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时间相隔太久，从初始的原始资料再到多次核实细节，每一个名字都不容疏忽。对于收集英烈名单这个工作，尹汤怀表示不容易。

 

　　“近年烈士原籍地与纪念园的联动工作也越来越多。”纪念园工作人员表示，目前闽西籍的革命烈士已经单独修建了雕塑，“我们也期待能帮更多的革命烈士‘找到’亲属后代，期待有更多的家乡人来缅怀他们。”

 

 

 

　　许多人知道老山界，最初印象都是来源于中学课本中《老山界》一文。老山界位于猫儿山自然保护区，山势险峻雄伟，周围是茫茫原始森林，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难走的高山。

 

　　当年为红军搭建浮桥的老船工支义青便居住在老山界下的华江瑶族自治乡千蝉村。大山深处，静谧安然。敲开老人家的大门，106岁的老人除了听力稍欠外，身体还很是硬朗。

 

　　“你们说打仗的事呀？我当然知道！”在当地文化站站长周善华的翻译下，一口方言的支义青语速极快地讲述着85年前的往事。

 

　　红军过兴安时，支义青20岁，当时是绍水镇洛口渡口的一名船工。其时，支义青并不知道这支队伍的属性，只知道他们对老百姓非常和气，也非常讲纪律。聊天中，得知支义青会撑船且水性好，便恳请他为部队搭建浮桥。

 

　　“将七八艘船首尾连接起来，架在江中间，再用树木将船固定。然后再从乡亲们家里借来门板铺在树木上，就架起了平整的浮桥。红军七八个人可以并排过桥，很快很多人都过了江。”老人回忆，自己给部队架浮桥一共帮了七天忙，随后给了他七块大洋的报酬。多年以后他才知道，那便是红军最先突破湘江的第一渡。

 

　　说到激动处，老人拿着拐杖一个劲地比划着当年为红军架浮桥的情形。而让老人至今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天上的敌机在不时周旋、轰炸，自己和红军战士都没有感到过害怕。说完，老人一直在不停地感叹：“红军是好队伍咧，就是为老百姓谋幸福的呢。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老头子现在的太平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