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浏阳
浏阳“博士村群”。
浏阳素有东、南、西、北乡之分，并有“东乡出蛮扮、南乡出煤炭、西乡出小旦、北乡出书担”之说。北乡的“书担”之说并非空谈，“博士村群”，便是这个说法的最佳印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浏阳北乡的沙市镇秧田村、淳口镇杨柳村和鸭头村、龙伏镇的焦桥村和石柱峰村一共走出了84名博士，成为了远近有名的“博士村群”。
“博士村群”的出现，有着深厚的崇文传统，也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实原因。上个世纪末，当南乡花炮输送到全国各地，西乡花卉苗木引得客商纷至沓来，东乡林业资源制出优质林产品时，北乡人有些落寞，他们赖以生存的，似乎只有世代传承且不算多的农田。
这让每一份收获与财富，都来之不易。那是双抢时，双手被稻穗划出条条红印、蚂蝗爬上双脚，也不能停下的干劲；也是农闲时，走南闯北、背井离乡找活干的韧劲。
“要改变命运，只有发狠读书！”在农田里、在工地上，他们不约而同下定决心：再苦不能苦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舍得培育孩子，唯有读书方能改变下一代的命运。父母何其辛劳，希望何其殷切，激励子女奋发苦读。
苦心人，天不负。凭借知识，许许多多北乡人改变了个人、家庭甚至地区的命运，但不变的，是对苦难的敬畏，是对“力耕种，勤诵读”家风家训的传承与追求。
浏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罗时茂周婷
从一个到五个
五个博士村走出84名博士
秧田村博士墙吸引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此打卡。刘珂摄
走进秧田村，干净整洁的村庄绿树挺立、红花环绕，通往村部的交叉路口，一面白底红字的博士墙已成为当地最具特色的文化地标之一，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此打卡。
墙上展示了村子迄今为止走出的26名博士的照片和简介。正如墙上那行苍劲有力的大字：知识改变命运，文化孕育美德。这面村民们引以为豪的博士墙，见证了一批批农家孩子通过读书改变个人命运、家庭境遇，并在各自领域建功立业的故事，也鼓励着一批批后来者更坚信知识的力量。
如今，行走在秧田村，处处能感受到耕读文化的传承和勃兴。最有代表性的，是家家门口悬挂着的自拟家训：“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力耕种，勤诵读”“勤耕苦读，家国受益”……这些无不展现崇文尚学风气之浓厚。
村里300多年的老槽门，集中展示着罗氏家训，村干部时常带领孩子们在此宣誓；600多年的老龙井如今也寄予了特别意义，相传临考前喝一口井里的水，一定金榜题名……
对知识的极度信仰和推崇，令秧田村成为“网红”，吸引了省内外甚至多家中央媒体争相报道，其独特魅力相当硬核——这个1200多户家庭、5000多人口的普通村庄，走出了26名博士、176名硕士、650名大学生，堪称奇迹。
有数据为证，截至2016年，中国共授予各类博士学位33.5万人，加上在读博士生20多万人，相当于1000户家庭出一名博士。
不仅是秧田村，整个北乡都有崇文传统。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恢复高考以来，北乡的淳口镇杨柳村、鸭头村，龙伏镇焦桥村、石柱峰村，分别走出博士16名、18名、13名和11名，还分别走出了大学生294名、156名、260名和300名。博士村，从一个到五个。从地图上看，这五个村在北乡相对集中的一块，便成为罕见的“博士村群”。
从个体到群体
博士家族层出不穷
原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的弟弟周其才，是龙伏镇石柱峰村的一名普通农民。周其才说，在哥哥周其凤的带动和影响下，他的两个女儿也通过读书跃出了“农门”。
“1994年两个女儿同时读高中，眼看着就要开学了，2400元的学费还没有着落，我急得饭都吃不下。”周其才说，虽然哥哥当时已在北京大学任职，但哥哥小时候就告诉自己，要自强自立，莫给别人添麻烦，因此他没跟哥哥开这个口。可就在入学的前三天，一张金额为2800元的汇票送上门来，汇款人正是周其凤。
“哥哥每次回来，总是叮嘱他的两个侄女，要发狠读书，能深造就深造，学费方面不用着急。”周其才说。
后来，周其才的两个女儿考上大学，在开学前两天总能收到哥哥的汇款，一学年8000元，不多不少。而两个女儿也没有辜负周其凤的期待，纷纷考上了博士。
记者在五个博士村采访发现，这样的“博士家族”不在少数：只有初中文化的秧田村村民罗建植，家里两个儿子罗洪涛、罗洪良都是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兄弟俩坦言，两人在学习上相互督促、较劲，让读书像一场竞技，也是一场携手攀登的过程；跟他们同村的罗碧波家，这个大家庭有21口人，出了12名大学生，2名博士，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六兄妹都考上了大学；再如鸭头村省埠组，走出了7名博士，其中张细珠家族，更是聚集了5名博士。
“在这些博士村群，除了博士数量多，家族传帮带作用也是一个显著特征。”同为北乡人，且先后在北区九中、六中担任校长的市教育局副局长苏启平说，一个大家族里，只要一个孩子在学习上有所造诣，就能发挥强有力的辐射作用，让亲戚、邻居们对孩子的教导有了具体的看齐标准，而这个学生也会尽自己所能，发挥带动作用。
从浏阳到全国
打造研学村影响更多人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秧田村耕读文化园参观。刘珂摄
离秧田村博士墙不远处，一塘荷叶青翠欲滴。荷塘对面，坐落着一座颇具特色的耕读文化园。
耕读文化园于2017年8月开建，2018年10月开馆，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是浏阳唯一的村级耕读文化园，详细介绍了秧田村积累深厚的耕读文化底蕴，以及数代秧田人祖风家训的传承。
“我们的规划是，将博士村发展成旅游新风尚，建立研学基地，而耕读文化园只是其中一个点。”负责研学项目开发的秧田村村民罗碧儒，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退休后从长沙回到家乡，带领村民们依托博士村的资源和名气，发展研学旅游产业。采访时，他正戴着草帽，挨家挨户统计村民对于发展研学民宿的意愿，“大家参与的积极性都非常高！”
“从2016年以来，秧田村每年都会接待6至8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秧田村村干部邓加长介绍，为了充分发掘文化对经济的撬动作用，秧田村成立了浏阳市秧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目前，耕读文化园管委会已与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将以秧田村的山水格局为基础，结合民居民宿整合及产业发展方向，致力把千年古村秧田村打造成集聚农业、生态、研学旅游于一体的全国知名博士村，最大限度发挥博士村的示范带动作用，从而影响更多人。
“这边是耕读文化园、文体中心、普法课堂，将‘文明其精神’；这边是牛耕区、龙舟体验区、种菜体验区，可‘野蛮其体魄’。”对博士村未来的规划发展，罗碧儒和村民们都信心满满。
◎探因
北乡的崇文传统究竟植根于何处，几十年来，为何北乡人会有“舍得读书、会读书”的传统？这些走出去的高学历人才，又是如何影响或反哺家乡？在新时代背景下，“博士村群”的出现，能否给个人成长成才、地区教育事业乃至区域发展带来一些启示？对此，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润之以家风
华屋可不造，良田可不置，诗书不可不读
“都说我家里12名大学生，2名博士，一个比一个好学，其实我那从没上过学的老母亲，才是最要读书的。”谈及家风的熏陶，沙市镇秧田村在恢复高考后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罗碧波深有感触。
在罗碧波儿时的记忆里，因为负担重，母亲张秋香永远有做不完的事：种田、养猪、打零工、给生产队做饭……兄妹六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对父母的劝导，都会听进心里。“那时候，母亲提得最多的，就是生产队的会计，会写会算会讲，她教导我们以后也要攒劲读书，像会计一样靠知识吃饭。”
不仅是如此教育孩子，张秋香也践行着“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
“大家都是6岁上学读书，我母亲是60岁才开始读书。”罗碧波说，那时兄妹几个事业都走上正轨，母亲终于有精力读书。老人的读书计划以十年为一个阶梯——60岁时跟家人、邻居学习识字，70岁时能读书看报，80岁以写字练字为重点，如今已90岁高龄的张秋香，跃跃欲试准备写文章。
正是在母亲从一而终的影响下，六个子女读书都很拼，其中的付出和艰辛，成为如今兄弟姊妹们相聚时讲不厌的故事，更是给下一代的亲身示范。
家风代代相传。六年前，罗碧波的女儿罗兆婧成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国际法博士毕业生，是当年四位获得该学位学生中唯一的亚洲人。而他们家族的另一名博士，则是罗碧波的弟弟罗晴，他获得了北方交大的工科博士学位。
“华屋可不造，良田亦可不置，诗书不可不读。”跟张秋香一样，很多北乡人或许讲不出这句话，但都如此践行着。
“还记得1997年，家里准备建红砖房了，我们姐弟几个都特别开心。”龙伏镇焦桥村村主任焦攀峰回忆，不过开学前，父母却一咬牙，把建房用的红砖和木材都卖了——当时他的两个姐姐一个上大学，一个读师范中专，他在读高中，三人一年的教育开支就要1万多元，而父母每月打工收入加起来不过700多元，“所以当时不仅没建成房子，还欠了很多债，但也正如此，我们姐弟才得以一步步接近梦想。”
“北乡靠近省会，自古以来与长沙交流多，眼界开阔，感受到的文化震撼也更大。”市委编办主任张之俭认为，在这种震撼下，崇文尚志的家风得以代代延续，并有了更生动的注脚：那是清朝举人彭子铨将祖宅和百亩田地变卖捐赠，也要筹建沙市文光书院的孤勇；也是上个世纪末的北乡人，家里再穷也要有本《增广贤文》，砸锅卖铁也要供子女读书的魄力；如今，有条件的人，纷纷在城区买房，以期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
浸之以苦难
种过地的手，再去握笔，轻盈而幸福
在北乡，原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赤脚进北大”的故事广为流传。
1965年，由于家境贫困，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周其凤，从老家到长沙坐火车，赤脚走了两天两夜。弟弟周其才说，“他寒暑假回来，鞋子一脱，卷起裤脚就跟我们一起下田干活，和上中学时没有区别。”
随着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赤足赶路已成历史，但对苦难教育的尊重与敬畏，依旧在北乡延续。
“在焦桥村，村民们谈论得最多的，不是谁家赚钱最多，或谁家房子最漂亮，而是谁家孩子最有出息。”焦攀峰说，家住集镇的老瞿一家，就常常是话题焦点。
“老瞿三个崽女，学历最低的是硕士研究生，真让人羡慕。”老瞿名叫瞿志民，大女儿是四川大学硕士，二女儿是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博士，小儿子是沈阳建筑大学硕士。姐弟三人有个共同特征——既上得学术厅做报告，也下得庄稼地干农活，这让瞿志民很欣慰。
“三个崽女，都会栽禾。”瞿志民说，很多北乡家庭都有这样的传统，家长特意带孩子们下地干活，因此对于栽禾、割禾、扎稻堆等，姐弟三人都是一把好手，他们的手臂曾被稻穗割伤，脚上曾爬过蚂蝗，也曾摔倒在水田。
浸透童年的苦难教育，让读书改变命运的决心在孩子们心底生根，也让学习具有了别样魅力。
二女儿瞿芳芳说，哪怕是在文山题海的高三，在熄灯后的卫生间打着手电筒背书，她也依旧觉得，读书是幸福的。因而在博士毕业后，她又继续攻读，得到了作为访问学者赴哈佛大学深造的机会，并跨专业取得了该校计算机专业学位，今年5月份学成归国。
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瞿志民曾遇到过机遇——有老板邀他承包项目，三五个工程的利润就抵得上在工地卖苦力干一年。可思来想去，他拒绝了：“心里没把握的事情不敢干，万一亏了本，三个孩子读书怎么办？不能影响他们！”因此，三个孩子的读书费用，都是他和妻子肩挑手扛赚回来的。
倒是在孩子们毕业后，没出过远门、年过半百的瞿志民胆子大了起来。他先后到西双版纳、哈尔滨等地，干起了他真正喜欢的工程项目管理工作，也被村民们津津乐道。
贯之以合力
博士反哺，学校担当，村组重视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北乡“博士村群”高学历人才层出不穷，凝聚着地方和各界的合力，离不开博士乡贤积极反哺家乡、村组热心教育、学校教师担当和用心。
在秧田村、鸭头村等地，都有设立村级奖学金的传统，鸭头村已经连续11年对全村中、高考优秀学子进行奖励。如今，奖学的思想已经渗透至村民小组。
8月25日，鸭头村韩家组，举行了组上的奖学大会，组长张学军为今年的7名优秀学子送上了教育奖励基金。
“出一个大学生，就能改变一个家庭。”在座谈会上，张学军将鲜艳的大红花佩戴在学子们胸前。他对台下的家长说，组上不仅要搞教育基金，大力奖励优秀学子，以后还要组织在读大学生和退休教师为孩子们开展夏令营、冬令营活动。会后，村民们自发捐款，为基金添砖加瓦。
为什么要成立村民小组教育基金？“我感觉到大家对教育的重视有一些滑坡。”张学军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他告诉村民：不尊师的家庭，教不出好孩子。再者，对孩子的教育不能短视。“孩子成绩好，想继续读，要全力支持。如果只考了三本，也要支持他读，以后可以通过考研、考公务员走出去嘛。”
在焦桥村，社会各界对于教育的虔诚与重视更加明显。离开学还有几天，学校已是一片忙碌，工人们正在修整草坪，教学楼里，老师们忙着打扫卫生，焦解歌希望学校校长付奇志忙着与长沙市岳麓区东方红小学对接，商量进一步结对计划，以推进课改。
该校于2009年正式投入使用，现在是龙伏镇办学规模第二大的完小和湖南省示范学校，各类教学评比也在镇上名列前茅，令村民们十分骄傲。而在2004年并村时，生源较少的焦桥小学曾面临撤销。
“小孩读书要跑七八里路，太不方便了。”得知乡亲们的呼声，祖籍焦桥村的博士、时任海南医学院院长的焦解歌站了出来，他筹集资金80万元，并发动各界出资捐款。最终，学校得以保留，投资398万元新建了现在的焦解歌希望学校。
在学校建设过程中，村民像自家建房一样踊跃参与：有钱出钱，有地出地，有力出力。最终，村民无偿提供土地20余亩，以村上的砖匠、泥水匠为主，低成本、高质量完成了建筑施工。
编辑：戴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