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梯队12名医护人员，前排从左到右：高明磊 赵军 黎汝芳 刘子平，后排从左到右：曾令煌 汪阳 汤杰 彭浪 肖碧云 周柳丝 卢靖宇 张龙文

“终于见到了蓝色的天空。”1月23日，带着简单的洗漱用品，周柳丝和另外11名医护人员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市人民医院感染科隔离病区。2月4日凌晨，为了有更充足的精力与体力救治病患，周柳丝等第一梯队的10名医护人员的工作暂时被第二梯队的医护人员接替下来。目前，他们正在度过14天的隔离期，另外2人仍在隔离病区坚守。

“人家愿将生命托付于你，我们又岂敢辜负？”“如果有需要，我随时可以再上一线。”“我去了，就能减少一个人的暴露概率。”2月4日，记者连线还处于隔离期的几名医护人员，听他们讲述这13天的亲身经历。

浏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欧阳稳江

接手的第一天，整整一夜不敢入睡

讲述者：周柳丝，1995年生，护士

说实话，因为我是父母的小女儿，在家是被全家人宠着的“小公主”，平时回家，我妈都不舍得让我动手做饭。1月22日，腊月二十八，记得当时是下午四点多，刚回老家的我接到了护士长的电话，说我已经被选为第一梯队队员进入感染科，晚上需要参加一个相关的培训。接电话的时候，我妈并不在旁边，我自己倒是很淡定。

接完电话，我开始发朋友圈，询问是否有从老家到浏阳市区的顺风车。谁料，我妈一看我马上要走就开始哭鼻子，我的鼻子也酸酸的。不过，我能理解我妈的意思：第一，她是担心我的安危；第二，我87岁的奶奶刚摔了一跤，也让人担忧。

“我替你上吧！”在我找车的时候，科室同事李艳打电话过来，主动要求替换我。为此，我们俩在电话里“争论”不休。说着说着，两个人都哭了。对医护人员而言，同事之间更像是战友，可以共风险、共生死。最终，我还是说服了她，这是我的选择，我决不后退！

时间到了1月23日凌晨一点半，我和11名战友提着简单的洗漱用品走向了感染科那栋小楼。交班的时候是凌晨两点，做好工作上的交接后，第一夜由我值守。穿着笨重的防护服，我坐在病房的门口，不到一小时就去给病患量一次体温，然后看看他的情况如何。

这一夜，我不敢离开更不敢睡着，生怕有什么闪失。对于病患和我们而言，都是第一次近距离与这个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打交道，谁都没有底。但是，人家愿将生命托付于我们，我们又岂敢辜负？深夜的隔离区，周围的一切安静得可怕。这一夜，很多思绪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切换。

守了整整六个多小时，我才将交接工作做好。脱下防护服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从水池里被拎上来的落水者。满身湿漉漉的衣服粘在皮肤上，非常不好受，这种感觉一辈子都会记得。

到了第二天（1月24日）的休息时间，我和我妈视频了一次。我妈眼睛红红的也就算了，连我爸也流了眼泪。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爸哭，他一个大男人一直都是很坚强的。心里有点遗憾，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爸外出有事去了，没见着他。看到我爸哭了，我说了两句赶紧将视频挂掉了。

我们12个人（4个医生、8个护士）都来自于不同的科室，以前没有合作过。经过两天的磨合，大家很团结，上手也很快。凡是有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好，大家会互相指出来立马修正。毕竟，这次的疫情凶险，容不得半点疏忽。

1月29日，正月初五，我做了一件现在都让自己感觉不可思议的事：为病患疏通卫生间。当天原本不是我值班，可听说大家都忙不赢，我心想看是否能帮点什么忙。听说病患的卫生间堵住了，物业的人又不能进来，我主动接了疏通卫生间的工具，跑到病房的卫生间一看，各种脏东西已经将卫生间的管道堵死了，而且漫了上来。

看到的第一眼，我差点吐了出来。可细想，病患现在的状况，拉肚子是在所难免的。如果再不疏通卫生间，卫生状况会更糟。这个时候，什么都得靠医护人员自己动手。忍着恶臭，我在卫生间捣鼓了上十分钟，才将管道完全疏通。出来之后，我忍不住一通干呕，呕到眼泪都出来了。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在隔离病区的这13天，我还养成了一个习惯，称呼病患为“哥”或“姐”，用这个称呼代替“某某床”会温情得多。同样，也给了病患一种心理激励，在这种特殊时候，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要尽最大努力。

2月4日凌晨，提着洗漱用品走出感染科这栋小楼，虽然我们自己也需要隔离14天，但能看到蓝天的那一刻是多么美好。我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偷偷告诉你，我已经再次申请成为第三梯队的一员。

你问我有什么心愿？我的心愿是解除隔离后能回家重新过一个年，补过。

对于病患而言,“我在”两个字堪比灵丹妙药

讲述者：张龙文，1998年生，护士

我是2019年才进入浏阳市人民医院工作的，虽然工作的年限不长，但能成为第一梯队的一员是我自己最难忘的经历。

1月19日，原本那天是我轮休，后来因为科室人员紧张，我将回家看望父母的计划取消了。就在这一天，我接触到了患者，并成为他的管床护士。1月23日，我被抽调到了感染科。我很淡定地上阵了，之所以这样淡定，是觉得既然我自己已经接触了，何必再多一名同事被暴露呢？

在进感染科之前，我没有和家人说，到现在也没有说。我爸妈只知道我在加班，并不知道我具体在干什么。这段时间，我都选择在休息的时候和家里视频。因为我怕穿着防护服的样子吓到他们，省得他们担心。

别看我是个小伙子，可是我发现自己安慰别人还蛮有一套的：在接触病患的第一天，让我始料未及的不是病情，而是患者的心态。一开始，他的情绪很差，喊着让我们不要给他治疗，也不要给他打针。

在医院工作，见多了各种各样的病人，因此也很理解他的心情。对于一种未知的病毒，别说病患自己，即使是医护人员也不能保证未来是如何。面对此情此景，我没有用各种道理来劝他，而是先和他聊起了家常。问他在哪里工作？家里都有些什么人？如果不生病，过年后会有什么计划？

“我家里有孩子、母亲。我最怕的就是他们也传染了，更何况以我的经济状况哪里有钱在医院住下去……”沉默了良久，他开口说话了。从他的话语中，我知道了他的担忧：一是怕传染给家人，二是担心治疗经费问题。

既然知道了其中的缘由，那么就需要先消除病患的后顾之忧。

通过科室的其他同事，我们想办法联系了他所在的乡镇和社区，派专人上门给他的家人测量体温，并让他的家人居家隔离。这虽然算不上帮大忙，却让他有所触动。一连几天，发现他的家人并没有异样，他的心情慢慢放松了。再到后来，我们将国家兜底救治的新闻拿给他看，又按要求又将与他密切接触过的妻子也接来了医院隔离，他也变得配合治疗了。

“你说得对，有好的身体就有了本钱。”过了几天，他主动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可就是这样一句话，让我知道他完全放下了之前的抵触。后来，每次看到我，他甚至会主动提醒我，今天还没有测血糖。我知道，作为一个护士，我能做的或许有限，但是能够在病患最艰难的时候答一句“我在”，真的比什么灵丹妙药都让人安心。

谁都没有经历过，我们12个人只能相互打气

讲述者：汪阳，1989年生，医生

2019年10月，我不慎摔了一跤，导致右脚骨折。因为科室事情比较多，在摔伤的这两个多月，我也坚持工作，没有一直在家休息。脚一直肿着，走路也有点一拐一拐的，所以，我差不多是以“铁拐李”的形象走入感染科的。

汪阳(中)

为什么会是我上？因为我比其他人更早接触到这个病患，对他的情况也比较熟悉。这一点，对于病患的救治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对于医治病人而言，很多时候细节都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成为第一梯队的一员时，我只和妻子说了这个事。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临床医生，怀孕已经有7个多月了。我的心中充满愧疚，但是妻子很尊重我的决定。在我进感染科的前一天，我想办法将妻子送到了外地的岳父岳母家，请二老帮我照顾她。这样的话，我也可以不为此分心。

真进了感染科，我发现自己对第一梯队里其他11个队友并不熟悉。刚开始，我还有点担心，担心来自于各个科室的我们是否能够做到高度默契。疫情就是命令，容不得太多的细究，病毒才不会等你完全培训扎实了、掌握了要点才侵袭病人的健康。

进到隔离病区的第一天，轮值的医护人员都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除了在衣服背后写下各自的名字外，不少人还写了“加油”之类的话。

隔着护目镜，我知道，不少人像我一样看起来比较淡定，其实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忐忑的。因此，大家在工作之余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互相打气。有时，我想一个人能够做到“察言观色”真的是不容易呢。可也唯独是这样，我们才能放松心情建设最牢固的心理防线。

第一天、第二天，慢慢地，我们这支队伍很快就拧成了一股绳。大家互相提醒医治过程中需要改进的细节，也会在一天的工作结束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目标只有一个，全力救治患者，减少遗憾。

现在，医院出于对我们精力与体力的考虑，让第一梯队的队员暂时从感染科撤退了。对我而言，担忧之余也收获了很多，至少以后对传染病的救治经验又更丰富了一些。我的脚依然是肿胀的，但是我从不后悔这13天的经历。

特殊时期一个人组成“放射科”

讲述者：汤杰，1991年生，放射科医生

按照惯例，腊月二十八的年味是非常浓的。对我在乡下的父母而言，今年的团圆饭原本是格外值得期待的——在一个月前，我的妻子刚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宝宝。在农村，添丁加口是件大喜事。

“什么？你要去感染科？”1月22日，原本在家休假的我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医院将第一梯队的队员召集起来培训。培训结束就要进入感染科，开始一场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阻击战。在我挂掉电话的那一刻，妻子倒是没有说什么。作为同行，她是非常理解的。但父母可不那么想，作为家里的独生子，我的安危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

“爸爸妈妈，请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平安归来。”做了大半个小时的工作，我将科室里的情况讲了一遍，也顺带给他们普及了一个知识：医生判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便是影像结果。放射科的人手本来就紧张，总要腾出人手配合其他的医护人员。

好说歹说，父母总算同意了。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都没有敢回头看一眼。匆匆赶到城区，拿了两身换洗衣服我就朝医院跑。

虽然已经在放射科工作六七年了，可对于这种特殊时期给特殊病患照片，我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走进感染科的第一天，我的工作也就开始了。与平时在放射科照片不一样，房间的墙面、门窗都并非特殊材料制作的，我里三层外三层再加上护目镜、双层手套，肯定没有平时那么灵活，护目镜又因为呵出的雾气容易导致视线模糊。几个因素加起来，这就要求操作人员对整个过程必须做到极其精准。

“我一个人‘组成’的‘放射科’也要代表整个科室的水准。”每次进入病房前，我先要给机器消毒，然后花半个小时将自己武装起来。真正到了病房，先帮助病患将病床摇起来找到合适的姿态，再在其背后垫上探测器，最后才动手工作。整个过程，丝毫不敢有任何疏忽，这几分钟因此就变得特别漫长。等工作休息时，脱衣服的时候，防护服里面的衣服往往都湿透了。

在这个12人的团队中，我的工作既与其他人相辅相成又比较独立。假如将这次的任务比喻成打仗的话，那么我的工作就像临床一线的“侦察兵”，从一帧帧影像中寻找蛛丝马迹，拯救危在旦夕的生命。

来源：浏阳日报

编辑：戴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