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课题组组长：张安文

课题组副组长：罗柱 张宋姣

课题组成员：王菲 罗腊英 王虎 施观兰 徐和初 卢安国 孔德亮

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是全国第一个建制省的红色政权，探索了全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执政方案，有益尝试了统一政治架构，为中央苏区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在苏区政权的创建、探索中，先后两次入驻浏阳，赢得了浏阳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浏阳人民为省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发展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省苏维埃政府两次入驻也推动了浏阳革命的蓬勃发展。

省苏维埃政府两次入驻浏阳的史实过程

1.第一次入驻浏阳

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城，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占领的唯一省会城市。7月29日，在中共红三军团前委和中共湘鄂赣特委的共同主持下，酝酿已久的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选举李立三、何长工、王首道、彭德怀、杨幼麟、李宗白、赖汝樵、胡筠（女）等13人为省苏维埃政府委员，李立三为省苏政府主席（未到职），由王首道代理主席。7月30日，在长沙市黄兴路湖南省商会内，正式组建全国第一个建制省的苏维埃政权——湖南省苏维埃政府。8月2日，长沙80多个群众团体的10万多人冒雨隆重集会，庆祝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8月5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集中兵力反攻长沙。鉴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红三军团有序撤离长沙，向浏阳、平江苏区转移。撤退途中，在浏阳地方红军配合下，于8月7日攻占浏阳县城。新生的湖南省苏政府机关随军转移，一路迁移至浏阳县东门、平江县长寿街和大口塅、江西省修水县上衫等地。其中，在浏阳县东门镇（时为浏阳县苏维埃政府下属的第四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停留的十多天时间里，省苏机关驻扎在东门近郊大溪河畔漾水湾的锦绶堂。省苏副主席杨幼麟同志（湖南湘乡籍），很看好锦绶堂，因为这里与他家乡的东山精舍（后改为东山书院，他曾在此就读国民小学，与毛泽东是该校先后同学）都是清末江南的庄园式建筑，形制、规模、装饰、内部房舍设置等，几乎一模一样，而且房间多达108间，就算几百人住进来也不觉得拥挤。在征得省苏政府其他委员的同意后，大家一致决定：待苏区形势稳定后，湖南省苏政府将搬来锦绶堂，将它作为省苏的长期办公地点。

2.第二次入驻浏阳

1931年3月初，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从平江开赴浏阳东门，正式进驻锦绶堂。同时进驻的还有共青团湖南省委、中共湘东特委、湖南省总工会、省反帝大同盟、省红军后方医院等机关。1931年7月5日—15日，在离省苏驻地不到一里远的楚东山大屋召开了中共湘鄂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中共湘鄂赣省委，并决议要在同年9—10月召开湘鄂赣省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大会上成立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党代会后，湖南省苏政府奉湘鄂赣省委之命，派省苏机关党支部书记余考三为湘鄂赣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筹备处主任，拨出黄金16两6钱作为筹备经费，具体筹办“湘鄂赣省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1931年9月23日—10月5日，湖南省苏政府负责筹备的湘鄂赣省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平江长寿街召开。会上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湖南省苏政府于会后撤并于新的湘鄂赣省苏政府。1931年10月初，湖南省苏政府便撤出驻扎了七个多月的浏阳锦绶堂，所有机关人员有序转移至湘鄂赣省苏政府的驻地——江西万载县的小源乡（今仙源乡）。初期的湘鄂赣省苏政府机关人员，70%左右来自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浏阳、平江方言占据着机关用语的主流地位。实际上，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从产生之日起，便担负着湘鄂赣苏区20多个县的首府使命，它应该是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的前身。而浏阳县责无旁贷地成为了湘鄂赣省苏区的首府驻地，浏阳大围山下的东门锦绶堂，便是首府机关驻扎最久的办公地点。

省苏维埃政府两次入驻浏阳的历史选择

1.独特的地理区位。浏阳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山体脉络清楚，谷岭平行相间，构成北东南西走向的雁行式背斜山地理地貌景观，全县山地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北为九岭山支脉连云山，东北为大围山，东南为九岭山向西南延伸的余脉。在总兵力敌强我弱的土地革命战争年代，作为湘赣边境大县，浏阳这种三山对峙、丘壑纵横、回旋余地广大的地形地貌，山多险隘，易守难攻，正是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拓展红色苏区的理想之地。县域交通位置优越，东邻江西省铜鼓、万载、宜春，南接江西省萍乡和湖南省醴陵、株洲，西倚长沙，北靠平江，处在湘鄂赣三省交界之地，便于转移和机动作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可进可退，活动范围极为广泛。

2.坚实的组织基础。由于浏阳紧靠长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民众觉悟逐步提高，具备了发展党员的群众基础。1924年冬，先后在长沙入党的潘心元、田波扬等同志，受湘区区委的派遣，陆续回到浏阳，以北乡卓然学校为中心，开始建党工作。是年冬，即发展了十多名工农分子和小学教员入党。并于1925年清明节在丰裕乡毛公桥刘家庵秘密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浏阳农村特别党支部。夏明翰、田波扬、潘心元代表湖南省委在会上讲了话。接着，又先后建立了蕉沙支部和北盛特别总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浏阳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正式建立了中共浏阳地方委员会（即县委）。至1928年春，党员人数不断增加（从3000余人增加到4000多人），大多数区乡都已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在县委建立之前，还帮助国民党组建了浏阳县党部，并领导建立了县总工会、县农协、团委、县妇联等各种群众组织，团结了全县广大群众。

3.蓬勃的工农运动。从1925年开始，浏阳北盛、蕉溪、永和、枫林铺等地区秘密建立了农民协会，后来逐步成为群众反抗土豪劣绅的武装力量。到9月浏阳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县共有1000多个乡农协，拥有会员三十多万人。浏阳工农运动组织之广，声势之大，在湖南相当突出。李维汉回忆说：“当时外地同志到浏阳去，都口称去‘留洋’。”意思是浏阳工农革命运动搞得火热，是值得学习的地方。马日事变后，中共浏阳县委组织了“十万农军”（实为4万多人）攻进了长沙城边沿的韭菜园、小吴门一带，由于多种原因最后失利，但将湖南的工农运动推向了高峰，也开启了湖南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在后来的浏阳工农运动中，也陆续取得了蒿山暴动、张家坊暴动等10多次暴动的胜利，成功组建了浏东游击队、浏西游击队等7支武装队伍，终于迎来了1930年“红五月总暴动”的胜利，使得包括浏阳县城在内的全县80%以上的区域都变成了苏维埃红色根据地，

4.丰富的经济资源。浏阳一直是综合性农业经济区，粮食作物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历来是各朝代的产粮供粮原始商赋重地。林业用地占全县总面积的七成左右，森林资源十分丰富。清末民初以来，全县已初步探明可供开发的金、银、铜、铁、铅、锌、钨、锑、磷、煤等矿物20余种。同时，浏阳是著名的花炮产业主产区，素有“十家九爆”的美誉。这种独特的产业优势，一方面有利于采购武器弹药的原材料，发展地方农民武装；另一方面花炮产业也是典型的富民产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形势允许，浏阳以湘鄂赣苏区一个县的经济，与同时期的井冈山苏区、中央苏区的若干个县的经济总和不相上下，特别是在工、矿业生产方面，更是明显的一枝独秀。良好的工农业产业基础有利于苏区突破经济封锁，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

省苏维埃政府两次入驻推动了浏阳革命蓬勃发展

1.健全夯实政治体系。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8月5日随红三军团转移到锦绶堂，广泛推进县、区、乡苏维埃政权建设，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政权体系。1931年3月初，“省苏”再次入驻锦绶堂，同时进驻的还有共青团湖南省委、中共湘东特委、省总工会、省反帝大同盟、卫生委员会、妇女会等机关，这些机关入驻后，进一步推动了浏阳地区苏维埃政权建设走向系统化：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为县苏维埃政府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为最高立法行政管辖机关，并组成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常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以及主席、赤卫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土地委员会、食粮委员会、肃反委员会、裁判委员会、市政委员会、卫生委员会、文化委员会。1931年4月在官渡镇观音塘谢家祠堂正式成立了县童子团。同年9月，根据少共湘鄂赣省委指示，将童子团改名为共产主义儿童团。1931年，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湘鄂赣边区先后建立县一级苏维埃政府20多个，为红色政权的建设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开拓与发展夯实了政治基础。

2.整顿稳定金融秩序。国民党当局在发动军事“围剿”的同时，对浏阳苏区也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土纸、鞭炮、茶油等特产一时滞销，粮食、食盐、药品等靠外输入的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金融秩序、货币流通也被扰乱。为巩固苏区金融秩序，搞活苏区经济，组织反封锁斗争，县委、县苏政府在省苏政府支持下，1930年11月，在东乡凤溪创办了浏阳县工农兵银行。根据当时市场流通需要，有计划地发行纸币，收储工农群众和商号中的余留金钱，低息借贷以扶助苏区合作社和群众发展生产。同时严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省钞、县钞和商票在苏区流通。通过整顿，苏区市场消除了紊乱现象，建立并巩固了新的苏区金融秩序。1931年3月，浏阳苏区严格控制纸币发行量，银行的信用度很高，纸币不仅在苏区通行无阻，连白区群众也喜欢苏区货币。1931年8月，县委、县苏政府又报经省苏政府批准，在凤溪小洞建立了浏阳赤色造币厂，日产银元一百枚左右。该厂后来与万载县苏维埃造币厂合并，成立湘鄂赣造币厂，日产银元300多枚。造币厂的创办，对改善和稳定苏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3.保障发展民生权利。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颁布实施新的《暂行婚姻法》《暂行劳动法》等，领导工农群众以摧枯拉朽之势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各种封建势力、腐败现象展开猛烈进攻。苏区新《婚姻法》，“以自由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买卖婚姻，包办制度”，并对离婚条件、子女、财产处置等也作出详细规定，切实保障了男女特别是妇女的平等权利，革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陋习。在红色政权的领导下，一大批农村妇女获得解放，这些妇女深切感受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自由，于是纷纷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农村广泛掀起妇女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高潮。据1932年数据，跟着开国少将李贞参加湘赣边区红军妇女团的就有800多人，还不包括其他做护理、宣传工作的后勤人员。《暂行劳动法》，以法律形式维护工人（包含女工和未成年劳工）的利益，充分调动根据地和白区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据当时浏阳县委、县苏维埃资料，1931年全县工农群众举行炸碉堡竞赛，浏阳半年炸毁敌碉堡30余座，有力挫败了国民党的碉堡政策。“省苏”领导的各级地方政权既照顾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又考虑人民群众的长远根本利益，每一位干部都是廉洁奉公的典范，群众所有缴纳的税费全部用得其所。红五军从长沙携带四十万银洋敞放在锦绶堂里，没有人动一块。驻地群众从人力和物力上源源不断地支援红色革命。即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工农红军撤出根据地，浏阳锦绶堂附近的百姓也自觉交纳省苏维埃政府规定的农业税，坚持保障红军游击队斗争到抗战时期。

4.广泛深入宣传革命。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歌颂苏区反“清剿”斗争成果，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浏阳县委早在1929年11月就主办了每期印发5千份的机关刊物《新浏阳》，初为油印月刊，后改为石印旬刊，开设“论坛”、“政治消息”、“文艺补白”等栏目，深受广大读者欢迎。1930年9月，又由县苏政府文化委员会创办了石印小报《暴动周刊》，发至各乡苏政府和赤卫武装。1930年底在周刊停办后，县苏政府又创办了石印的政府机关报《前进报》，不久后改版为《斗争先锋》。这些报刊的创办，对推动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入开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舆论导向作用。同时，为克服因封锁造成的苏区文书、宣传报刊和文化课本手工抄写或油印速度慢、质量差的毛病，1930年5月，县苏维埃政府在永和镇没收了一部石印机，在高坪乡大溪源村成立县苏政府石印局，聘请技师、工匠40余人，专职印刷县委、县苏的文件、报刊、工农兵银行纸币和学生课本。1931年初，敌人进犯高坪，石印局迁往小河严坪。不久，县委又在该地成立了列宁图书馆，接收了省苏政府下拨的大量图书，并将石印局并入该馆，由县委直接领导。该馆在传播马列主义、借阅革命书刊的同时，负责苏区各类文书的上传下达及民间发行工作，为苏区军民反封锁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5.创办推广赤色学校。由于历史形成的经济和交通等原因，苏区所辖地带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不少乡村没有学校，许多贫穷农民子弟得不到受教育机会。苏区党组织清楚地认识到，“要消灭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切危机和争取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以生死存亡的决心来拥护苏维埃，就只有加紧文化教育工作”。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领导各县创立赤色小学、列宁小学、夜校等各类学校和学习场所，开展认字扫盲运动，提高群众文化素质，传播革命思想。浏阳县苏维埃政府克服重重困难，设立文化委员会，为各区、乡配备专职文化委员，负责文化教育事业。同时利用祠堂庙宇作为教室，开办赤色学校和列宁学校。赤色学校为初小，每乡一至两所，列宁学校为高小，每区设一所。1931年3月30日浏阳县苏维埃政府还特别发布了《关于接受贫苦青年入学的布告》，因入学年龄和资格不受限制，只要是工农子弟和红军子弟，又有读书意愿的，均可入学。据1931年上半年统计，仅一年时间，苏区建有列宁学校4所，学生221名；赤色学校116所，学生4237名；赤色女子职业学校1所，学生60名；特别赤色学校（专收孤儿和白区民众子弟）1所，学生30名；工农夜校（又叫成人补习学校）15所，学员284名；妇女半日制学校12所，学员256名。同时，各地还开办了识字班，开展扫除文盲教育。这些学校，为培养革命接班人，提高民众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浏阳为省苏维埃政权建设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提供苏区建设样板。1928年11月，浏阳县第一区苏维埃政府在沿溪仁和洞成立，与大光洞连成一片，史称“双洞”苏区，管辖12个乡。“双洞”苏区政权坚持近八年之久，被党史专家誉为“十年红旗不倒、苏区建设典范”。随着浏阳苏维埃政权创建和党组织的迅速恢复，浏阳很快成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到1930年春，全县24个区321个乡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开展经济文化建设和查田分田运动。同年4月，第一届浏阳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产生，张启龙任主席。5月，“县苏”组织红五月暴动，将苏维埃运动推向全县各个角落。1931年7月，中共湘鄂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东门楚东山大屋召开，成立中共湘鄂赣省委。由此，省、县、区、乡四级苏维埃政府领导浏阳人民全面开展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建立了以浏阳东乡为主的大片苏区。在浏阳人民的支持下，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得到建设和发展，经济建设、财政金融工作、社会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苏区和红军的斗争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扎牢了红色政权的根基，有效地实践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省苏”驻地周边区县对《兴国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进行试点，并取得更受群众欢迎的理论成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中，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在浏阳给予蒋介石围剿部队以重创，还整理了一整套关于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思想，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去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创新发展了红军军事理论。省苏维埃政府负责人王首道、彭德怀等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领导干部，浏阳苏区开展各项工作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得以在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推广。

2.创造土地革命典范。土地革命是农村革命的焦点和要害，浏阳土地分配进行较早，大部分地方在“省苏”入驻前已完成土地分配。据统计：1930年4月—5月，全县有129个乡40多万人口普遍完成了土地分配。乡苏维埃政府还给每个农户颁发了《土地使用证》，证上载明户主姓名、分得的土地数量、位置等，落款处加盖乡苏政府公章和乡苏主席印章。对于地主豪绅把持的祠堂、庙宇等地方公益用地，则采取公收公用的办法，收取为区、乡苏维埃政府专管公用地，组建雇工合作农场，其收益作为地方公益事业开支，这些工作都为根据地土地革命提供了范本。“省苏”政府于1930年7月颁布《暂行土地法》，入驻浏阳以后把重新进行土地分配作为与政权建设同等重要的工作，各级苏维埃政府主要负责人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抽调大批干部全面开展土地革命运动，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全县各乡苏政府都设立了土地委员会，由5—7人组成，乡苏主席兼主任，当地老农为委员，下设调查登记组、宣传鼓动组、土地分配组，分工进行工作。他们上门上户调查登记土地，还参加丈量田亩，为耕户写田坵牌子等。由于有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土地分配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浏阳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很快在湘鄂赣苏区各县得到贯彻，湘鄂赣苏区因此在1931年后进入全盛时期。

3.输送革命人才队伍。1930年2月—7月，浏阳县委根据毛泽东和湘东特委、湘鄂赣边特委指示，先后从县、区、乡党委和苏维埃政府机关，以及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挑选和输送300多名党员、干部、战士，分别到工农红军和中央苏区，参加巩固和捍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其中著名的有胡耀邦、杨勇等同志。红一方面军在浏阳永和成立时，浏阳县委根据毛泽东“补充军实”的指示，又选送一批游击队、赤卫队干部参加了红一方面军。据不完全统计，1929年—1931年，浏阳县委、县苏政府先后送出一千多名干部、一万余名战士加入主力红军队伍，经过千锤百炼，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骨干力量。红一方面军离开浏阳后，县委根据湘东特委安排，调出本县浏北、浏东、浏南游击队的约一半人、枪，加上县游击总队，由王震率领参加湘东独立师，后陆续改编，最后扩编为红军第八军。县游击总队及各区乡游击队所剩人枪编入赤卫六师特务营，与浏阳西乡“红军游击第一大队”，于1932年编入湘鄂赣独立第一师。1933年，湘鄂赣独立第一师与独立二师合编成红十八军，成为红六军团的重要力量。

4.保障军队后备需求。一是创办兵工厂，解决红军急需的枪支弹药问题。在省苏维埃政府的支持下，县委、县苏政府在东乡桃坪马家场创办了湘鄂赣红军兵工厂，属湘鄂赣省军区和浏阳县苏政府军事部双重领导。当时，全厂有技师和工匠60名，分设翻砂、烘炉、枪械、制药、子弹、木工、木炭、保管、接洽9个处，能修理各种枪械，并能制造迫击炮、驳壳枪、手榴弹等，还能制造出一种射程两华里，可攻打敌人碉堡的大炮。二是创办红军后方医院，解决缺医少药问题。在红一方面军后方委员会指导下，县委、县苏政府在东乡永和成立了浏阳后方委员会，下辖第三、第四两所红军医院。第三医院驻张坊肖家塅范家祠堂，第四医院驻官渡观音塘。医院主要收治红军伤病员，也为当地苏区群众治病。后因敌人进犯，第四医院并入第三医院，改名为浏阳红军总医院，下辖5个分所。第一至第四分所为伤兵所，第五所为病兵所。每所配医官一名，医生5至6名，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共救治伤病员3千多人次，先后有2千多人康复后返回了前线。三是创办被服厂，解决红军的被褥服装问题，红军部队和地方赤卫队多驻扎在山区，天寒地冻，衣单被薄，急需添置被褥服装。为此，县委、县苏政府发动群众，克服重重困难，先在东乡观音塘创办一个后方被服厂，有工人30多名，缝纫机6部，专为红军缝制军服、军帽，日产20余套。后又在北乡向坪建了一个被服厂，有职工25人。敌人进犯苏区时，两厂分别迁到东乡的张坊和东门，后来两厂再合并为有100多人14部缝纫机的红十八军缝纫厂，后该厂随军迁动，至1934年红军长征时才停办。

5.协力突破经济封锁。为组织反经济封锁斗争，浏阳县委领导苏区军民进行生产自救，号召广大军民垦荒种粮，战胜封锁。同时，选派精兵强将突袭粮仓、盐库，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食盐和医药。还在敌人兵力薄弱的湘赣边界沿线建立转运站，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和物资交流。1930年11月，浏阳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支持下，在组织广大军民进行反“围剿”的同时，整顿金融市场，开展文化建设，提高民众素质。由于政策得当，措施得力，苏区经济和文化事业得到发展，成功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曾担任过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在大围山上坚持过游击战争的傅秋涛将军，在1951年参观锦绶堂省苏维埃旧址后动情地说：“要是没有老苏区人民的无私支持，我们要把游击战争坚持到1937年是决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