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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浏阳:浏阳“博士村群”的人文密码


2019-09-10 10:22:34  来源:浏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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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浏阳北乡的沙市镇秧田村、淳口镇杨柳村和鸭头村、龙伏镇的焦桥村和石柱峰村一共走出了84名博士,成为了远近有名的“博士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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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博士村群”。
 
 
  浏阳素有东、南、西、北乡之分,并有“东乡出蛮扮、南乡出煤炭、西乡出小旦、北乡出书担”之说。北乡的“书担”之说并非空谈,“博士村群”,便是这个说法的最佳印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浏阳北乡的沙市镇秧田村、淳口镇杨柳村和鸭头村、龙伏镇的焦桥村和石柱峰村一共走出了84名博士,成为了远近有名的“博士村群”。
 
  “博士村群”的出现,有着深厚的崇文传统,也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实原因。上个世纪末,当南乡花炮输送到全国各地,西乡花卉苗木引得客商纷至沓来,东乡林业资源制出优质林产品时,北乡人有些落寞,他们赖以生存的,似乎只有世代传承且不算多的农田。
 
  这让每一份收获与财富,都来之不易。那是双抢时,双手被稻穗划出条条红印、蚂蝗爬上双脚,也不能停下的干劲;也是农闲时,走南闯北、背井离乡找活干的韧劲。
 
  “要改变命运,只有发狠读书!”在农田里、在工地上,他们不约而同下定决心:再苦不能苦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舍得培育孩子,唯有读书方能改变下一代的命运。父母何其辛劳,希望何其殷切,激励子女奋发苦读。
 
  苦心人,天不负。凭借知识,许许多多北乡人改变了个人、家庭甚至地区的命运,但不变的,是对苦难的敬畏,是对“力耕种,勤诵读”家风家训的传承与追求。
 
  浏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罗时茂周婷
 
  从一个到五个
 
  五个博士村走出84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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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田村博士墙吸引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此打卡。刘珂摄
 
  走进秧田村,干净整洁的村庄绿树挺立、红花环绕,通往村部的交叉路口,一面白底红字的博士墙已成为当地最具特色的文化地标之一,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此打卡。
 
  墙上展示了村子迄今为止走出的26名博士的照片和简介。正如墙上那行苍劲有力的大字:知识改变命运,文化孕育美德。这面村民们引以为豪的博士墙,见证了一批批农家孩子通过读书改变个人命运、家庭境遇,并在各自领域建功立业的故事,也鼓励着一批批后来者更坚信知识的力量。
 
  如今,行走在秧田村,处处能感受到耕读文化的传承和勃兴。最有代表性的,是家家门口悬挂着的自拟家训:“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力耕种,勤诵读”“勤耕苦读,家国受益”……这些无不展现崇文尚学风气之浓厚。
 
  村里300多年的老槽门,集中展示着罗氏家训,村干部时常带领孩子们在此宣誓;600多年的老龙井如今也寄予了特别意义,相传临考前喝一口井里的水,一定金榜题名……
 
  对知识的极度信仰和推崇,令秧田村成为“网红”,吸引了省内外甚至多家中央媒体争相报道,其独特魅力相当硬核——这个1200多户家庭、5000多人口的普通村庄,走出了26名博士、176名硕士、650名大学生,堪称奇迹。
 
  有数据为证,截至2016年,中国共授予各类博士学位33.5万人,加上在读博士生20多万人,相当于1000户家庭出一名博士。
 
  不仅是秧田村,整个北乡都有崇文传统。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恢复高考以来,北乡的淳口镇杨柳村、鸭头村,龙伏镇焦桥村、石柱峰村,分别走出博士16名、18名、13名和11名,还分别走出了大学生294名、156名、260名和300名。博士村,从一个到五个。从地图上看,这五个村在北乡相对集中的一块,便成为罕见的“博士村群”。
 
  从个体到群体
 
  博士家族层出不穷
 
  原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的弟弟周其才,是龙伏镇石柱峰村的一名普通农民。周其才说,在哥哥周其凤的带动和影响下,他的两个女儿也通过读书跃出了“农门”。
 
  “1994年两个女儿同时读高中,眼看着就要开学了,2400元的学费还没有着落,我急得饭都吃不下。”周其才说,虽然哥哥当时已在北京大学任职,但哥哥小时候就告诉自己,要自强自立,莫给别人添麻烦,因此他没跟哥哥开这个口。可就在入学的前三天,一张金额为2800元的汇票送上门来,汇款人正是周其凤。
 
  “哥哥每次回来,总是叮嘱他的两个侄女,要发狠读书,能深造就深造,学费方面不用着急。”周其才说。
 
  后来,周其才的两个女儿考上大学,在开学前两天总能收到哥哥的汇款,一学年8000元,不多不少。而两个女儿也没有辜负周其凤的期待,纷纷考上了博士。
 
  记者在五个博士村采访发现,这样的“博士家族”不在少数:只有初中文化的秧田村村民罗建植,家里两个儿子罗洪涛、罗洪良都是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兄弟俩坦言,两人在学习上相互督促、较劲,让读书像一场竞技,也是一场携手攀登的过程;跟他们同村的罗碧波家,这个大家庭有21口人,出了12名大学生,2名博士,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六兄妹都考上了大学;再如鸭头村省埠组,走出了7名博士,其中张细珠家族,更是聚集了5名博士。
 
  “在这些博士村群,除了博士数量多,家族传帮带作用也是一个显著特征。”同为北乡人,且先后在北区九中、六中担任校长的市教育局副局长苏启平说,一个大家族里,只要一个孩子在学习上有所造诣,就能发挥强有力的辐射作用,让亲戚、邻居们对孩子的教导有了具体的看齐标准,而这个学生也会尽自己所能,发挥带动作用。
 
  从浏阳到全国
 
  打造研学村影响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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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秧田村耕读文化园参观。刘珂摄
 
  离秧田村博士墙不远处,一塘荷叶青翠欲滴。荷塘对面,坐落着一座颇具特色的耕读文化园。
 
  耕读文化园于2017年8月开建,2018年10月开馆,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是浏阳唯一的村级耕读文化园,详细介绍了秧田村积累深厚的耕读文化底蕴,以及数代秧田人祖风家训的传承。
 
  “我们的规划是,将博士村发展成旅游新风尚,建立研学基地,而耕读文化园只是其中一个点。”负责研学项目开发的秧田村村民罗碧儒,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退休后从长沙回到家乡,带领村民们依托博士村的资源和名气,发展研学旅游产业。采访时,他正戴着草帽,挨家挨户统计村民对于发展研学民宿的意愿,“大家参与的积极性都非常高!”
 
  “从2016年以来,秧田村每年都会接待6至8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秧田村村干部邓加长介绍,为了充分发掘文化对经济的撬动作用,秧田村成立了浏阳市秧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目前,耕读文化园管委会已与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将以秧田村的山水格局为基础,结合民居民宿整合及产业发展方向,致力把千年古村秧田村打造成集聚农业、生态、研学旅游于一体的全国知名博士村,最大限度发挥博士村的示范带动作用,从而影响更多人。
 
  “这边是耕读文化园、文体中心、普法课堂,将‘文明其精神’;这边是牛耕区、龙舟体验区、种菜体验区,可‘野蛮其体魄’。”对博士村未来的规划发展,罗碧儒和村民们都信心满满。
 
  ◎探因
 
  北乡的崇文传统究竟植根于何处,几十年来,为何北乡人会有“舍得读书、会读书”的传统?这些走出去的高学历人才,又是如何影响或反哺家乡?在新时代背景下,“博士村群”的出现,能否给个人成长成才、地区教育事业乃至区域发展带来一些启示?对此,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润之以家风
 
  华屋可不造,良田可不置,诗书不可不读
 
  “都说我家里12名大学生,2名博士,一个比一个好学,其实我那从没上过学的老母亲,才是最要读书的。”谈及家风的熏陶,沙市镇秧田村在恢复高考后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罗碧波深有感触。
 
  在罗碧波儿时的记忆里,因为负担重,母亲张秋香永远有做不完的事:种田、养猪、打零工、给生产队做饭……兄妹六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对父母的劝导,都会听进心里。“那时候,母亲提得最多的,就是生产队的会计,会写会算会讲,她教导我们以后也要攒劲读书,像会计一样靠知识吃饭。”
 
  不仅是如此教育孩子,张秋香也践行着“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
 
  “大家都是6岁上学读书,我母亲是60岁才开始读书。”罗碧波说,那时兄妹几个事业都走上正轨,母亲终于有精力读书。老人的读书计划以十年为一个阶梯——60岁时跟家人、邻居学习识字,70岁时能读书看报,80岁以写字练字为重点,如今已90岁高龄的张秋香,跃跃欲试准备写文章。
 
  正是在母亲从一而终的影响下,六个子女读书都很拼,其中的付出和艰辛,成为如今兄弟姊妹们相聚时讲不厌的故事,更是给下一代的亲身示范。
 
  家风代代相传。六年前,罗碧波的女儿罗兆婧成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国际法博士毕业生,是当年四位获得该学位学生中唯一的亚洲人。而他们家族的另一名博士,则是罗碧波的弟弟罗晴,他获得了北方交大的工科博士学位。
 
  “华屋可不造,良田亦可不置,诗书不可不读。”跟张秋香一样,很多北乡人或许讲不出这句话,但都如此践行着。
 
  “还记得1997年,家里准备建红砖房了,我们姐弟几个都特别开心。”龙伏镇焦桥村村主任焦攀峰回忆,不过开学前,父母却一咬牙,把建房用的红砖和木材都卖了——当时他的两个姐姐一个上大学,一个读师范中专,他在读高中,三人一年的教育开支就要1万多元,而父母每月打工收入加起来不过700多元,“所以当时不仅没建成房子,还欠了很多债,但也正如此,我们姐弟才得以一步步接近梦想。”
 
  “北乡靠近省会,自古以来与长沙交流多,眼界开阔,感受到的文化震撼也更大。”市委编办主任张之俭认为,在这种震撼下,崇文尚志的家风得以代代延续,并有了更生动的注脚:那是清朝举人彭子铨将祖宅和百亩田地变卖捐赠,也要筹建沙市文光书院的孤勇;也是上个世纪末的北乡人,家里再穷也要有本《增广贤文》,砸锅卖铁也要供子女读书的魄力;如今,有条件的人,纷纷在城区买房,以期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
 
  浸之以苦难
 
  种过地的手,再去握笔,轻盈而幸福
 
  在北乡,原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赤脚进北大”的故事广为流传。
 
  1965年,由于家境贫困,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周其凤,从老家到长沙坐火车,赤脚走了两天两夜。弟弟周其才说,“他寒暑假回来,鞋子一脱,卷起裤脚就跟我们一起下田干活,和上中学时没有区别。”
 
  随着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赤足赶路已成历史,但对苦难教育的尊重与敬畏,依旧在北乡延续。
 
  “在焦桥村,村民们谈论得最多的,不是谁家赚钱最多,或谁家房子最漂亮,而是谁家孩子最有出息。”焦攀峰说,家住集镇的老瞿一家,就常常是话题焦点。
 
  “老瞿三个崽女,学历最低的是硕士研究生,真让人羡慕。”老瞿名叫瞿志民,大女儿是四川大学硕士,二女儿是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博士,小儿子是沈阳建筑大学硕士。姐弟三人有个共同特征——既上得学术厅做报告,也下得庄稼地干农活,这让瞿志民很欣慰。
 
  “三个崽女,都会栽禾。”瞿志民说,很多北乡家庭都有这样的传统,家长特意带孩子们下地干活,因此对于栽禾、割禾、扎稻堆等,姐弟三人都是一把好手,他们的手臂曾被稻穗割伤,脚上曾爬过蚂蝗,也曾摔倒在水田。
 
  浸透童年的苦难教育,让读书改变命运的决心在孩子们心底生根,也让学习具有了别样魅力。
 
  二女儿瞿芳芳说,哪怕是在文山题海的高三,在熄灯后的卫生间打着手电筒背书,她也依旧觉得,读书是幸福的。因而在博士毕业后,她又继续攻读,得到了作为访问学者赴哈佛大学深造的机会,并跨专业取得了该校计算机专业学位,今年5月份学成归国。
 
  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瞿志民曾遇到过机遇——有老板邀他承包项目,三五个工程的利润就抵得上在工地卖苦力干一年。可思来想去,他拒绝了:“心里没把握的事情不敢干,万一亏了本,三个孩子读书怎么办?不能影响他们!”因此,三个孩子的读书费用,都是他和妻子肩挑手扛赚回来的。
 
  倒是在孩子们毕业后,没出过远门、年过半百的瞿志民胆子大了起来。他先后到西双版纳、哈尔滨等地,干起了他真正喜欢的工程项目管理工作,也被村民们津津乐道。
 
  贯之以合力
 
  博士反哺,学校担当,村组重视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北乡“博士村群”高学历人才层出不穷,凝聚着地方和各界的合力,离不开博士乡贤积极反哺家乡、村组热心教育、学校教师担当和用心。
 
  在秧田村、鸭头村等地,都有设立村级奖学金的传统,鸭头村已经连续11年对全村中、高考优秀学子进行奖励。如今,奖学的思想已经渗透至村民小组。
 
  8月25日,鸭头村韩家组,举行了组上的奖学大会,组长张学军为今年的7名优秀学子送上了教育奖励基金。
 
  “出一个大学生,就能改变一个家庭。”在座谈会上,张学军将鲜艳的大红花佩戴在学子们胸前。他对台下的家长说,组上不仅要搞教育基金,大力奖励优秀学子,以后还要组织在读大学生和退休教师为孩子们开展夏令营、冬令营活动。会后,村民们自发捐款,为基金添砖加瓦。
 
  为什么要成立村民小组教育基金?“我感觉到大家对教育的重视有一些滑坡。”张学军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他告诉村民:不尊师的家庭,教不出好孩子。再者,对孩子的教育不能短视。“孩子成绩好,想继续读,要全力支持。如果只考了三本,也要支持他读,以后可以通过考研、考公务员走出去嘛。”
 
  在焦桥村,社会各界对于教育的虔诚与重视更加明显。离开学还有几天,学校已是一片忙碌,工人们正在修整草坪,教学楼里,老师们忙着打扫卫生,焦解歌希望学校校长付奇志忙着与长沙市岳麓区东方红小学对接,商量进一步结对计划,以推进课改。
 
  该校于2009年正式投入使用,现在是龙伏镇办学规模第二大的完小和湖南省示范学校,各类教学评比也在镇上名列前茅,令村民们十分骄傲。而在2004年并村时,生源较少的焦桥小学曾面临撤销。
 
  “小孩读书要跑七八里路,太不方便了。”得知乡亲们的呼声,祖籍焦桥村的博士、时任海南医学院院长的焦解歌站了出来,他筹集资金80万元,并发动各界出资捐款。最终,学校得以保留,投资398万元新建了现在的焦解歌希望学校。
 
  在学校建设过程中,村民像自家建房一样踊跃参与:有钱出钱,有地出地,有力出力。最终,村民无偿提供土地20余亩,以村上的砖匠、泥水匠为主,低成本、高质量完成了建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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