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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浏阳:浏阳制陶简史


2018-09-12 10:19:04  来源:浏阳网


简述其事,揣陋而成一段“浏阳制陶简史”,是为留下历史的光芒,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用文字向世人展示那些仍旧留着质朴色彩的出土陶器、存于记忆中的制陶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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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罐,陶器的一种,其制作是一段关于“土与火的舞蹈”。记者彭红霞
 
  可追溯至新石器时期,流淌“实用哲学”特色
 
  陶罐制作工艺列入非遗名录,坚守中有传承
 
  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在其所著《天工开物·陶埏》中言道“水火既济而土合”,在浏阳,这“土与火的探戈”始于几千年前。
 
  追逐土与火的结合,从城区樟树潭的那一片沉静开始。蜿蜒的浏阳河水,荡漾起它的过往。1964年,樟树潭遗址发掘,文化层厚1.5米,分上下两层,出土的陶器以“残存陶片”为主,大都为夹砂红陶。
 
  这些残存陶片,辉映着浏阳历史。而在宋朝,浏阳还有像盐泉窑等众多的窑址,这些新的发现,可以看到浏阳古代制陶的兴盛。
 
  “神农作瓦曰陶”。从樟树潭遗址所对应的新石器时代,直至如今,“浏阳陶”虽未有铜官、醴陵之盛名,然仔细梳理其发展脉络可以发现,本土窑以生活实用为主的“实用哲学”始终没有改变,无官窑之精美,却合民之所用。
 
  制陶,惯见于乡野。一瓦一罐,一钵一坛,曾四处皆是。随着时代变化,铁器、塑料制品的大量使用,身怀此项技艺的手艺人也已退出江湖,“陶艺”要么存于历史记忆之中,要么演变而成儿童乐园的一项玩乐之趣。
 
  2015年,浏阳陶罐制作工艺被列入浏阳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探访位于澄潭江镇的这项传统制作技艺,惊叹其于传承中坚守的执着,感叹其传统工艺的娴熟,又为其将来的接续发展而喟叹。
 
  简述其事,揣陋而成一段“浏阳制陶简史”,是为留下历史的光芒,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用文字向世人展示那些仍旧留着质朴色彩的出土陶器、存于记忆中的制陶旧事。
 
  浏阳日报记者胡敏见习记者潘雅静
 
  远古的呼唤流淌着“实用哲学”的文化河流
 
  陶器的形成,就是伴随人类活动而出现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对生活工具的运用也会发生变化,从简单到复杂,如石器、陶器、铁器……
 
  8月27日,浏阳城区,退休后仍闲不住的浏阳文物专家任新民,还在钻研、打磨着他新近撰写的一篇论文。“还未正式发表,可以给你们参考。”在他的神采飞扬中,关于浏阳陶瓷文化的来龙去脉便娓娓道出。
 
  这篇《试论浏阳陶瓷文化》的论文,倾注了任新民很多的心血。田野调查、实地考证、资料翻阅、实物对照,任新民说,关于浏阳本土先民的制陶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期。
 
  在考古史上,一般的观点认为,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标志。人们为防止陶器经火烧或水浸泡断裂,而在泥土中加入砂子,烧制成泥质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此类陶器多用于烹调器、汲水器和大型容器,故陶器又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之分。196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周世荣和同事来到浏阳,对樟树潭遗址进行发掘,共分两层,下层发现石器生产工具269件。这是湖南最早发现的细石器,除此之外,还出土陶片1168块,其中夹砂陶占87%,黑陶和硬陶各占6%,其他为泥质红陶、白陶及杂色陶。
 
  这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浏阳典型的文化遗址。9月10日,走进樟树潭地区,浏水波扬、往事悠悠,谁曾想此地在历史上是那么地扣人心弦。8000多年前,湖南的古人类就形成了以原始稻作农业和印纹陶器为地域特征的氏族部落文化。商代中期,中原文化开始南下,与湖南地区的土著文化相互影响融合,至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入湘。
 
  《浏阳文物》一书认为,浏阳,古属扬越之地,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聚落部族在浏阳河、捞刀河流域广泛分布。樟树潭就是他们活跃地之一。
 
  周世荣感叹浏阳文化之厚重,以致他在2010年出版的专著《湖南陶瓷》一书中,特开辟数个篇章来介绍浏阳的陶器。
 
  樟树潭遗址上层出土的陶器有鬲、甑、尊、壶、罐、簋、钵、盘等多个种类。
 
  樟树潭所在的浏阳河区域,被称为樟树湾。任新民认为,樟树潭遗址的相对年代,其下限可晚至商周。“遗址所采集的残陶等无疑是浏阳先民当时根据生产、生活之需而烧制的早期陶制品。”
 
  从樟树潭往下,浏阳河流域的下游,其支流涧江河所在的官桥镇,曾在2002年出土过一座东汉古墓。
 
  从商周到东汉,约千年时光,浏阳人对陶器的制作,已经臻于更高水准。
 
  这是位于浏阳河中下游的河谷盆地,东、西、南三面群山环抱。适宜的气候、丰富的水源、便利的水上交通,给官桥当地的先民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
 
  放眼历史,汉代时期的陶器制作已经超越了秦代,如果说兵马俑是秦代陶艺的巅峰传世之作,那么汉代的瓦当制作工艺,则开创了一种中国古建筑之美。这种名曰“瓦当”的物件,是古代中国建筑中覆盖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物,可以说是古人审美观念及装饰意识的初步形成。
 
  而官桥出土的这些东汉陶器,保存完整的有绳纹陶罐、褐釉陶钵、麻布纹陶罐,均为三级文物。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浏阳本土陶器制作,已经有上釉这道工序了。
 
  有专家认为,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而在官桥古墓中出土的这件褐釉陶钵,就是一个明证。
 
  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浏阳出土的陶器多达100余件,东南西北四区均有发现,其中又以官桥、古港、北盛更为集中。从汉代以降,陶器制作逐渐向瓷器发展,至宋朝瓷器发展达到巅峰。
 
  “陶器的发展相对而言,要平淡一些,但陶器早已成为寻常百姓必不可缺的日用品。”一位专家介绍,就浏阳博物馆现有陶器而言,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此后在各个历史时期均有出土发现,而其中绝大多数陶器集中在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
 
  这些出土的器物中,除了常见的陶壶陶罐以外,还有大量的墓砖。
 
  在实用主义哲学中,其方法论的根本原则是“一切以效果、功用为标准”。流淌着实用主义的文化和哲学,以实用为根本,无论是从上古时代的陶器,还是到此后的各类陶器,没有官窑出土的那样精美绝伦,但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理念,贴近人们生活,在“默默奉献中”成为一种日常。
 
  泛黄的记忆曾经满山的窑火,激荡着一代人的青春
 
  82岁的暨濬刚,如今经常回忆起自己当年在山田陶瓷厂的日常。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厂区居浏阳北区一隅,从这里产出的各类陶器,曾经风行湘赣边地区。
 
  原“浏阳县山田陶瓷厂”所在的地区,就是在浏阳陶瓷史上颇为有名的盐泉窑(年代为南宋末年至元代早期)。2016年,蒙华铁路的修建,让盐泉窑的制陶历史画卷复现在世人眼前。当年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浏阳市文物部门的联合抢救性考古挖掘下,清理出一座龙窑,一个储泥池,两条沟及三处挡土墙。
 
  龙窑又名长窑,一种半连续式陶瓷烧成窑,其依一定坡度而建造,以斜卧似龙而得名。盐泉窑主要用于烧制缸、瓦及少量釉陶棺。
 
  现场采集到陶车、陶拍、印模等制作工具,可以发现这一龙窑的窑炉技术、制作工艺与宋元时期的窑业技术一脉相承。
 
  当过山田陶瓷厂厂长的暨濬刚非常骄傲地说,山田地区的陶瓷制作,与当地的传统是分不开的。从宋元时期到现代,盐泉窑的发展是否有些变化,这些也都有待考证,但不可置疑的是,山田地区有着非常悠久的制陶历史。
 
  《浏阳县志》记载,清朝光绪年间,平江县人吴迪兴等来浏阳开创陶器生产。事实上,此时距离盐泉窑的存在,已经隔了数百年。
 
  吴迪兴等人来浏后,继有盐泉七户当地人集股建立陶器厂。1945年,西区葛家及长沙县一批陶瓷技工也相继来到山田,与当地窑户集10股组建兴华瓷厂。
 
  这个工厂在1949年时,已有工人36名,年产20窑次,产量3.6万件。1953年,暨濬刚进厂,从学徒开始干起,做陶器、瓷器,生产瓦罐、菜坛子,“产品用稻草打包好,然后卖到了广州、杭州。”9月2日,记者探访位于淳口镇山田村盐泉的这处制陶旧地。光阴荏苒,当年的陶瓷厂已经不复存在,厂址所在地成为一个扶手加工厂。
 
  暨濬刚回忆说,当年的山田,到处都是窑火,在盐泉地区,甚至有家家户户做陶器的传统。
 
  在一位村民保存的影像中,可以看到当年的盛况。这段影像拍摄于2006年一制陶车间内,陶罐半成品堆积成山,工人们用手推车搬运,将其送往窑内煅烧,这些产品大多以菜坛为主。
 
  而在市档案馆内,一本泛黄的《浏阳县山田陶瓷厂厂志》详细记录了当年的红火盛况。1956年,兴华瓷厂转为公私合营,也即改名为浏阳县山田陶瓷厂。
 
  厂子为何建在山田?除上文所述山田陶瓷制作有传统之外,还与当地丰富的原料分不开。厂志记载,当地的稻田提供了丰富的生产原料——底层的青色泥,“每年的十二月或次年的元月、二月为开采收集原料的最佳时机。”
 
  北区除山田外,还有沙市莲塘村附近曾出土过窑址。9月5日,在当地村干部的带领下,穿过田埂,记者看到被杂草淹没的窑洞,“这个窑址是明朝时期的,近代的时候还用来烧制陶罐和陶瓦。”
 
  同样是在明朝时期,浏阳烧制的砖,如今还安放在南京的城墙上。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定都南京,采纳了学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耗时21年之久,修筑了蜿蜒盘桓达35.3公里,南京历史上最具规模的城墙,史称明城墙。
 
  为修筑城墙,洪武大帝一声号令,命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5省各府、州、县,以及军队卫、所等近200个单位的百万余军民承担和组织人力制坯烧造城砖,将烧造好的城砖统一运往南京用于修筑城墙。
 
  时浏阳县隶属长沙府,城墙建设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即在砖上镌刻铭文,以标注砖产自何地、何人之手,在一块写有“明洪武长沙府浏阳县城砖”的城墙砖上,一侧砖文记甲首、小甲、窑匠、造砖人夫姓名,其中两件上都有“总甲刘祖仁”的字样。
 
  按照浏阳青年学者汤锐的考证,“无论是从县级烧造单位数量还是标本城砖数量统计来看,浏阳县烧造城砖数量占比约为二百分之一。”他认为,浏阳产的城砖铭文是双线模印的,由于字体的笔划较细,故对制砖泥土的质量要求更高,制作更为不易。
 
  那么,出产城墙砖的窑址今何在?任新民介绍,在今关口街道境内。8月底,记者在当地村民指引下,见到了这处窑址,同样是窑洞之外杂草丛生、洞口倾塌,若无人介绍,定无从得知此处竟在数百年前烧制出了一批批陶砖,曾安然地在石头城里,拱卫着大明的江山。
 
  从山田盐泉的制陶传统沿袭,到散布在浏阳各地的老旧窑址,从汉、宋、明,及至清代,浏阳本地烧制陶器的民窑甚多,任新民考证共有16处。历史上大量外来移民迁入,浏阳的制陶工艺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外来手法。
 
  传承中坚守用一只只砂罐叠起的非遗技艺
 
  澄潭江镇和家村人李守平做了40年的罐子,在他祖辈关于技艺的口耳相传中,他坚信“这门手艺是外地来的宝庆人教的。”
 
  宝庆,即宝庆府,现邵阳市的旧称。
 
  55岁的李守平说,自己是砂罐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15岁入行,栉风沐雨,在一方老屋中,静守一份制陶的孤独。
 
  准确地说,和家村出产的是砂罐,但从广义上而言,也是陶器的一种。如前文所述,“陶器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之分”,这种砂罐是在泥土中加了煤灰,“烧起来就不会裂,更结实。”
 
  在2015年6月公布的浏阳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就被命名为“浏阳陶罐制作工艺”,归属于“传统技艺”类别。
 
  老堂屋内,阳光透过屋顶的玻璃亮瓦斜射进来,李守平手一勾,掬一把土,加水,和成泥。泥巴滚做一团,极具粘性,用手揪下一坨,移至隔壁屋内,开始摆弄起那些原始的器具。
 
  这是一项需要经验的技术活。泥巴揉成长条,在模子上一套,脚用力,转动石盘,飞速运转中,手指轻动,一个罐坯逐渐成型,手指再在水中一沾,立马在泥坯上一捏,就捏出了一个罐子的瓠嘴。取下,等待风干,即可送入窑中。
 
  在制作这个罐坯的过程中,模子的底部和侧面,都需放置一层煤灰。
 
  李守平介绍,这种煤灰是烧制陶罐后从窑底钩出来的,然后用粉碎机粉碎,再掺杂到泥中,让罐子在烧制过程中不会炸裂,也使得罐子烧成功后,通体像涂上一层银粉,“感觉很闪亮,摸上去却很粗糙的样子。”
 
  待罐子做到一定数量后,一般是1200个左右,风干一段时间后,李守平就要开始一段关于“土与火的舞蹈”。煤是本地产的煤,燃烧充分,火苗在泥罐上来回窜动,高温下的罐体通红,李守平用长铁钩一勾,用来检查其燃烧程度,“关键是看烧制。”
 
  他时刻盯着,丝毫不敢懈怠。火候的掌握,是存于心间的毫厘微妙感,“如果没有控制好,就会穿孔、变形、色泽黯淡。”
 
  一只砂罐的出炉,凝结着诸多心思。一次烧窑的过程,则是一个手艺人经验的集中体现。李守平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和精力,在泥巴和火中,寻求陶罐制作的奥妙,不可不谓是炉火纯青。往往是,一个人钻进这间老屋,就是一天的时间,在不断的重复、熟稔中,打败时间带来的孤独和清淡。
 
  “浏阳人喊这种罐子叫‘煎单方的’,我们的市场却主要在江西,一年搞个五六万块钱吧。”李守平心忧的是,这项传统手工技艺后继传承的问题。年轻人不甘于清苦与无聊,潜心学艺的人实在太少。
 
  和家村已经是浏阳为数很少的还保存传统手工制陶的地方,那些历史上的窑址,大都也随历史飘散而去,仅存于纸上的记忆。有位诗人在赞美制陶的作品中,如是描述:“沉思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精美在泥水与火焰的拥抱中,呼吸在远古与未来的跳跃中,升华在理智与情感的撞击中……”
 
  梳理浏阳制陶简史,就是一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传统手工技艺随时代尘埃而去,而记录其存世意义,更在于坚守一种文化的传承,为过去,更为未来。(感谢浏阳市博物馆、浏阳市档案局、浏阳市文体广电局提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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