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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修改纪事 胡耀邦第一次审阅的稿纸“浏阳见”

来源:浏阳日报 编辑:戴鹏 2020-09-15 10: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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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日新收藏的这件珍贵文物,胡耀邦同志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王利英表示其意义非凡。

“这篇由胡耀邦同志亲自审阅的文稿,现在交由你们来保管与珍藏,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去处。”近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将珍藏一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耀邦同志第一次审阅稿捐赠给了胡耀邦同志纪念馆。与此同时,沈宝祥还捐赠了数件与文稿互相印证的书籍、文稿及照片等,让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出炉的前因后果有了一条清晰的脉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是胡耀邦同志一直都为之践行的真理,目前这份由他亲笔审阅的文稿能成为我们的馆藏文物,其意义非同小可。”对于近日新收藏的这件珍贵文物,胡耀邦同志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表示,不仅可以透过文稿回溯历史,同时也可以从胡耀邦同志的审阅过程看出其认真、严谨的一面。目前,这件文物虽还不曾被定级,但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文/图浏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欧阳稳江

八旬教授捐出珍藏一生的审阅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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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耀邦同志第一次审阅的纸张,微微泛黄,显示出其年代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早已经为大家所熟知,成为人们观察事物、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著名的文章最初发表于《理论动态》第60期(1978年5月10日出版),《光明日报》于5月11日公开发表此文,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

这篇文章由何人所写?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经由胡耀邦同志审阅之时,又做过什么样的亲笔修改?9月11日,记者在胡耀邦同志纪念馆看到了这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耀邦同志第一次审阅的文稿——

一叠普通的A4纸,微微泛黄的页面显示着它的时代感,六千余字的长文共计12页——这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前由胡耀邦审阅的第一次审阅稿。与第一次审阅稿摆放在一起的,还有多份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关的资料,它们或是文件,或是书籍、照片,其中甚至有一些留存久远的笔记所拍成的照片。

“这些都是沈教授用毕生精力所收集整理的,虽有不舍,但他还是很慷慨地送给了浏阳。”一直以来,胡耀邦同志纪念馆都与沈宝祥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年8月中旬,胡耀邦同志纪念馆负责文物管理的工作人员王利英与同事一起前往北京,接受了这批捐赠。临走之前,88岁的沈宝祥将这些宝贝移交给了他们,并一直送到了院门外。眼中的那份恋恋不舍,一如看着心爱的孩子远行,可分明又是另一种期盼——他希望这些翔实的资料能够丰富胡耀邦同志纪念馆的馆藏,更希望观众能够从陈列中感受胡耀邦同志丰满的一生。

“《理论动态》曾是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是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工作后亲自创办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发在《理论动态》上……这都不是偶然的。”除了资料外,一本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沈宝祥著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显得格外醒目。在书中的《序言》部分,沈宝祥披露了自己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1978年引起全国范围大讨论的过程,曾担任过《理论动态》编辑的他为什么要将这一历史过程如实地记载下来,又为什么要将之作为一项科研课题来做。

从1987年开始酝酿、收集资料,到1997年方才成就这40万字的书稿。十年磨一剑,十个寒暑,沈宝祥除了以回忆的方式撰写了当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外,也访问了讨论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当事人。为此,他曾向100多位当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发函,请他们回忆当时讨论的过程以及回去落实的情况。

“当我见到那些不准确不全面的文字后,我意识到要将这一段历史如实地记载下来,这是我们对历史、对后人承担的一项责任。我们无权推脱这项历史责任……”在书中,沈宝祥动情地写道。与将毕生珍藏的宝贝捐浏阳一样,这位亲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将这份殷殷厚望寄托在了文字之中。

胡耀邦在稿纸上将错别字都改了

“事实上,胡耀邦同志曾两次审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我们看到的这份是他的第一次审阅稿。第二次审阅稿,也就是最后定稿,胡耀邦同志并不曾留下笔迹,仅口述意见,由沈宝祥教授在稿件上进行记录。因此第一次留有胡耀邦同志笔迹的审阅稿,其珍贵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小心翼翼地打开文稿,王利英开始细细地讲解这件文物。

在文稿的第一页上,正文之上留下了不少的空白。空白之处的文字,为三种不同颜色的笔迹。其中第一处笔迹颜色稍浅,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送耀邦同志审阅。准备五月十日《动态》用稿。”第二处笔迹稍深的话则为“其中又有些修改,‘统’在一起,迅速退改一次。然后送哲学教研室韩树英、吴秉元、马清健三同志各一份。送耿立一份。外送龚育之一份。孙在电话上同龚联系一下,务请他细阅提出建议。请他们拨冗阅读,四号把意见收集起来。吴四月三日。”(均为审阅稿上批注的原文)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处意见中的“耀邦”二字下方,用黑色笔圈了一个圈圈。而“四月三日”,应该是“五月三日”的误笔。

“据沈教授的回忆,‘耀邦’二字下面的圈是胡耀邦同志根据他的批阅习惯所画的,表示他已经认真审阅了。此外在第3页倒数第2行修改了一个标点,在第10页改了一个错别字,将‘继’字改为了‘断’字。这个小细节也可以说明,胡耀邦同志既看重文章的观点与格局,同样也有着连标点与错别字都不放过的细致。”常年与胡耀邦同志的相关文物打交道,王利英感慨地表示:每一件看似平常的物件,都隐藏着诸多与胡耀邦相关的生动故事。

“在胡耀邦同志第一次审阅稿的末尾,括号说明该文由光明日报社供稿。后来这篇重要的文章之所以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是因为它集结了众人的智慧。”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的。关于这篇重要文章的撰写、修改、定稿等情况,长久以来为大家所关注。除了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中解释了来龙去脉外,对胡耀邦同志的第一次审阅稿,沈宝祥特意在2019年8月3日写下近千字的说明。

据沈宝祥表示,根据种种资料佐证,他判断这篇文章于1978年4月27日在胡福明等人文章的基础上经由孙长江改写,吴江(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加以修改然后送印刷厂排出清样,再送给胡耀邦同志审阅的。胡耀邦同志于4月29日或5月1日审阅后于5月2日退回到中央党校。吴江于5月3日修改并写了批语,再送到了孙长江处。其中“送耀邦同志审阅。准备五月十日《动态》用稿。”一行字为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行政秘书科长刘立中的笔迹,另一处笔迹则是吴江的笔迹。

“第一次胡耀邦同志进行了两处修改,并在自己的名字下画圈,第二次只是提了两处修改意见并征询了大家的意见却未曾在定稿上留下笔迹。”据沈宝祥回忆,1978年5月6日下午,胡耀邦在北京富强胡同家中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会前,孙长江将他再次修改的文稿交与自己,让他请胡耀邦同志再次审阅。胡耀邦同志接过文稿埋头审阅后,表示这篇文章可以了,沈宝祥则按照胡耀邦的说法进行了记录,由此,这篇重要的文章几天后也就与读者见面,并引发了全国大范围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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