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利文

大年三十的这天，难得地放晴了。天还是冷得紧，太阳一照，立马又有了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每年过了腊八节，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杀猪宰羊，干塘，买盐旱茶，好像整个腊月都在过年。可是父亲不这样认为。在父亲看来，只有大年三十才算真正过年，其他时间只不过是在为这一天的到来作铺垫。

几乎天不亮，父亲和母亲就起床了，仿佛要把每一分钟都利用好。吃完早饭的第一件事是扫扬尘。父亲拿一根长长的竹竿，在顶部绑上干稻草，做成一个扫帚，戴上被风吹雨淋得发黑的旧草帽，身上披一块薄膜，信心满满地干开了。从灶台到烟囱，从墙壁到横梁，父亲干得认真、仔细，生怕漏下了哪里。母亲则把烧水的铜壶、茶碗、水缸等家里的器皿擦得锃亮。

父亲是一个有条理的人，杀猪、打豆腐等重要活儿在前几天就做好了。年关年关，单位上会关账，寻常人家则意味着一年的来往都是在这个时候结清的。我们家里没有做什么大事，所以这一类的来往就少，无非是篾匠师傅、缝纫师傅、漆匠师傅，还有劁猪匠的工钱而已。剃头师傅的理发费用在一年中最后一次上门理发时已经结算清楚。父亲早早地把这些要支付的工钱给师傅们送去了，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实在没有钱支付或者别人家欠了我们的钱，也早就打过招呼了。

这些都还只能算是过年的序幕，重头戏往往在下午和晚上。吃过午饭，一家人围在灶头边，炸油豆腐、炸松肉、炸粉皮，还有玉兰片。姐姐负责把一块块方形的豆腐切成三角形，父亲一手执漏勺，一手握筷子，负责炸豆腐，母亲专门负责烧火。

我的眼睛一直盯着父亲的手，看着豆腐在锅里欢快地翻腾，慢慢变黄，慢慢浮起来，然后被父亲用漏勺捞起来，放到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大脸盆里。每一样东西起锅，我都要迫不及待地掂起一个，从左手扔到右手，又从右手扔到左手，一边鼓起腮帮子吹气，直到不再烫手，才小心地往嘴巴里送。

母亲看到我这个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好在这一天，父亲的脾气也是出奇地好，他笑眯眯地看着我狼吞虎咽，也不骂我。

快到傍晚的时候，厨房里溢满了香气，箩筐里、脸盆里都盛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就着热锅，母亲又加几把火，顺便把晚饭的菜也做好了。

这一顿年夜饭，是我们一年中最隆重的盛宴，有腊鱼腊肉，腊鸡腊鸭，还有咬一口就喷出美味汤汁的油豆腐。母亲把平时积攒下来的好吃的东西全端上来了。

在我们家客厅的正面墙上，贴着一张硕大的红纸，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两边是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父亲把我们叫到一起。这时，父亲的脸色是庄重而严肃的。我们谁都不敢乱说话，一个个乖乖地站成一排，听父亲训话。他口中念念有词，意思大概是要祖先保佑我们平安吉祥吧。然后，父亲拉着我向“天地君亲师”躹躬，我是我们家唯一的读书人，父亲把我的奖状贴在客厅的墙上，这是他最大的骄傲。

等到年夜饭开餐，父亲终于放下了他那张严肃的脸，一家人放开肚皮大吃。父亲有一个习惯，总是喜欢在餐桌上多放一双筷子。要是晚饭能够有客人来吃饭，那就是一件特别令人高兴的事情。父亲说这是“添丁”，意味着来年人丁兴旺。

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柴火是一根早已晒得极干的大树蔸，红红的火苗把我们每个人的脸都映得红红的。父亲给我们讲一年来的成绩和过失，讲次年的目标和打算，最后落实到每个人下一个年度应该做些什么事。小户农家，当然是不会有什么大动作的，但是父亲依然年年如是。

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最有诱惑力的重头戏是发压岁钱。所以，即便对父亲的话丝毫不感兴趣，也还得打起精神听着。父亲给了我们每人一块钱，却给了大姐两块。父亲说，你们大姐辛苦了，她应该多得一些。大姐却扭捏着不肯接，说男人已经给了她。大姐这年刚订的婚，约好大年初一来接她去男方家里住。父亲愣了一下，硬塞给了她。

零点到来的时候，父亲拿起一挂长长的鞭炮，开财门。鞭炮迅速地响起来，光芒照亮了门前一大片的夜空。直到鞭炮打完了，父亲仍没有立即回屋睡觉的意思，而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专注地听着村子里此起彼伏的一阵阵响亮的鞭炮声。

在父亲的心里，鞭炮声燃起了一年新的希望。这希望，鼓舞着他从一个目标奔向另一个目标。